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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西，九點鐘方向是湖北，十一點、十二點方向是河南和山東。涇縣，在安徽的東南。

這裡的人，一輩子只見過手推的獨輪車和江上慢慢開的木船，不曾見過火車、汽車或輪船。

張拓蕪本來叫張時雄，後來當了兵，總共逃走過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換一次名字，最後一次在高雄要塞換單位時，一個特務長幫他翻四書，找到“拓”這個字，覺得不錯，就用了，但是張拓蕪不滿意名字只有兩個字，想想山河變色、死生契闊，自己的家鄉田園已蕪，於是自己給自己加上了一個“蕪”字。

和阿吉與清山一樣，拓蕪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涇縣後山鄉和臺灣台東卑南鄉泰安村，哪一個村子比較窮？難比較。阿吉和清山記得自己家中經常沒有米可以做飯，拓蕪記得家鄉大脖子的人特別多；長期地買不起鹽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個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著一個大肉瘤，像牲口項下的鈴鐺。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蕪和阿吉、清山的抉擇是一樣的：十七歲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國軍——二十一軍一四五師迫擊炮營第三連。

入伍第一天，見排長時，人家敬禮他鞠躬，排長一巴掌甩過來打得他倒退好幾步，然後用四川話開罵：“龜兒子喳個連敬禮都不會，當你孃的啥子兵嘛。”

十七歲的張拓蕪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謂炮兵，就是做馬做的工作：用體力拖著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嶺，如駝重的騾馬。在他的胸前，繡的不是部隊番號和姓名，不騙你，真的，他胸前繡的真的是那四個文言文的字：“代馬輸卒”——代替馬做運輸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張拓蕪的部隊行軍到了江蘇北部剛剛被國軍從共產黨手中奪過來的鹽城，二十一軍奉命要駐紮下來擔任城防。從鹽城走出來的孩子，有的後來做了上將國防部長，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學出版家，譬如臺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這時的鹽城，卻十室九空。

蘇北，是共產黨統治了很久的地盤，這次被國軍奪回，城牆上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不可能沒經過血淋淋的戰鬥，但是，踏著十二月的冰雪進城，張拓蕪覺得鹽城透著怪異——怎可能，這個小城，四周竟然沒有護城河。中國哪個城市沒有護城河啊？穿過城門，走進城裡，更奇怪的是，整個城竟然沒有戰壕。兩軍劍拔弩張，對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沒有防衛的戰壕？

駐紮處沒有水源，部隊就在城門口找到淺淺的一窪水，像是從地裡滲出來的，紅紅黃黃的，極不乾淨，但是總比沒有水要好。他們就喝這水，用這水煮飯。

二十一軍的一個士兵，蹲在空曠處，草紙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