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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權，就在這裡興建火車站、築路，叫它“長春大街”。

真正開始經營長春之後，日本人把這條大街命名為“中央通”——這種街名，臺北人很熟悉的。

溥儀的滿州國成立了，長春變成“新京”，這條街就以滿州國的國號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城了，就在大同廣場中心建個紅軍紀念碑。

緊接著國軍接收了長春，於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為“中正大街”，大同廣場嘛，就叫“中正廣場”。這個，臺灣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後，國軍又潰敗而走，解放軍進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我現在就走在這條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見熟悉長春史的於祺元老先生，想從他口裡聽一聽，一九四八年，長春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穿過人民廣場，剛好踩過紅軍紀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時，我心裡想到的是，長春人，或說，東北人，記憶裡藏著多少沒真正開啟過的抽屜啊？

譬如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燬”，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裡：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

——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裡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他的家書透露出他是那麼一個感情纖細的人，當他在包圍列寧格勒的時候，他知不知道被圍的城裡頭的人，發生什麼事？

我聯想到另一個小規模的圍城。河北有個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鄲上去一點點。這個小城，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軍足足圍困了兩年。

三萬個居民的小城，“解放”後剩下三千人。解放軍進城時，看見還活著的居民一個個顯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臉和腿，覺得特別驚奇：樹皮都被剝光了、能下嚥的草也拔光了，門板窗框都被拆下來當燃料燒光了，怎麼人還“胖乎乎的”？那個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