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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押往後方的路上,看見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同樣的路,他曾經帶領大軍經過,那時家家戶戶門窗緊閉,路上空無一人,荒涼而肅殺。這時卻見炊煙處處、人聲鼎沸,大卡車呼嘯而過,滿載宰好的豬,顯然是去慰勞前線共軍的。他很震撼:
透過村莊看見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說笑,有的圍著一個鍋臺燒飯,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軍服不同外,簡直分不出軍與民的界線。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只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
連長林精武在負傷逃亡的路上,看見幾百輛獨輪車,民工推著走,碰到河溝或結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話不說就把推車扛在肩膀上,繼續往前走,走到前線去給共軍補給。老老少少成群的婦女碾面、紡紗、織布,蹲下來就為解放軍的傷兵上藥、包紮。窮人要翻身,解放軍勝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農民帶著對土地的渴望,加入戰爭。
被俘的軍長和逃亡的連長,一路上看在眼裡的是國軍弟兄無人慰藉、無人收拾的屍體。兩人心中有一樣的絞心的疑問:失去了人民的支援,前線士兵再怎麼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戰敗的一方,從此埋藏記憶,沉默不語;那戰勝的一方,在以後的歲月裡就建起很多紀念館和紀念碑來榮耀他的死者、彰顯自己的成就。紀念館的解說員對觀光客津津樂道這一類的數字:
郯城是魯南地區一個普通縣城,人口四十萬,縣府存糧只有一百萬斤,但上級下達的繳糧任務是四百萬斤,郯城最終繳糧五百萬斤。幾乎是勒緊了腰帶去支前……在為淮海前線籌糧碾米活動中,豫西地區有兩百多萬婦女參加了碾米、磨面和做軍鞋等活動。
可是,怎麼這種敘述看起來如此熟悉?讓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這個檔案:
……理由:查西黑石關洛河橋被水沖毀,現架橋部隊已到,急於徵工修復。現本鄉每日徵用苦力木工三百餘名,一次派擔小麥五千公斤,維持費四萬元,木材兩萬公斤,麥草兩萬斤,大麥兩千公斤。孝義皇軍每日徵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這裡說的可不是解放軍。這是一個一九四四年的會議記錄,顯示日軍在戰爭中,對杜甫的故鄉,小小的河南鞏縣,如何要求農民傾巢而出,全力支援前線軍隊。
被國家或軍隊的大機器洗腦、利誘或裹脅,出錢、出力、出糧、出丁,全部餵給戰爭這個無底的怪獸,農民的處境和任務內容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對日軍的這種作為,中國人敘述的語言充滿激憤:
日軍徵用苦力及一切物資數量巨大,可見日軍對中國人的壓榨是多麼的殘酷和無情。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偽政府組織的“維持會”中,當地的漢奸為偽政府組織服務,幫助日軍對廣大老百姓進行欺壓,漢奸的奴才嘴臉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報導的標題是,“洛陽發現大批日軍侵華罪證,記載了日軍罪行”。那麼你又用什麼語言來描述被解放軍徵用去攻打國軍的農民呢?
莒南縣擔架隊有兩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員,一千兩百人沒有棉褲,一千三百九十人沒有鞋子,但是卻在寒冬臘月中奔走在前線。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凍瘡,腫脹難忍,仍拄著柺杖堅持送傷員,連續八趟,往返三百餘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飯喝水的碗給傷員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親”日照縣範大娘,將三個兒子送去參加解放軍,先後犧牲。她聽到噩耗後,仍一如既往地納底子趕製軍鞋。
我怎會不知道,歷史本來就要看是勝方還是敗方在寫,可是同樣一件事情兩個截然相反的解釋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這其中的含義。
在國軍的歷史文獻裡,共軍把農民推上火線的“人海戰術”常常被提到,同一時間,解放區藉“土改”殺人的風氣也已經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調查顯示,單是山西興縣一個縣,被鬥死的就有兩千零二十四人,其中還有老人和二十五個小孩。康生親自指導的晉綏首府臨縣,從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鬥爭而死的將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後來成為共青團書記的馮文彬,四八年初時前往共產黨的根據地山西一帶,走在村落與村落之間,黃土地綿延不絕,沿路上都是吊在樹上的屍體,怵目驚心。
可是,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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