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2/4 頁)

艦甲板上就滿滿是官兵，船，要啟航了。發出的汽笛聲，既優美又有點哀愁，好像整個天和地之間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個常常從軍艦上帶一整桶冰淇淋來給我們的海軍叔叔很久沒出現，當我們追問冰淇淋的時候，父親說，他“犧牲”了。

我不明白什麼叫“犧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一班六十個孩子裡，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嬰仔”，那五十九個人叫做“臺灣人”。我們之間的差別很簡單：臺灣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馬路上的香鋪、雜貨店，或是鄉下田陌中竹林圍繞的農舍，那些房子都屬於他們。你看，房子裡面的牆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畫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裡不是玉蘭，就是含笑，反正都開著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們從不搬家。

我並不知道，這些東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裡，都有。我只知道，沒有誰和我一樣，住在“公家宿舍”裡。公家宿舍，就是別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們搬進去，心裡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兩個，你們卻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個。臥房反正只有一間，所以你看著辦吧。那被現實培訓得非常能幹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個克難間，走廊裡再添一張雙層床，也能住下。

臺灣人，就是那清明節有墓可掃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邊，就是墳場。孩子們幫著大人抱著錢紙，提著食籃，氣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個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掃墓、焚香、跪拜、燒紙……一剎那，千百道青煙像仙女的絲帶一樣柔柔飄向天空，然後散開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間。

墳場外，沿著公路有一排木麻黃。一個十歲小女孩倚著樹幹，遠遠看著煙霧繚繞中的人們。更遠的地方，有一條藍色的線，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遠的插班生，全家人跟著槐生的公職走。每到一個地方，換一個宿舍，又被老師帶到一班六十個孩子面前，說，“歡迎新同學。”當你不再是新同學，有玩伴可以膩在一起的時候，卻又是走的時候了。

美術老師說，“今天你們隨便畫。”很多孩子就畫三合院，短短的紅磚牆圍著屋簷微微翹起的老屋，後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細長腳的白鷺鷥畫得太肥，像只大白鵝，停在稻田上。

我畫的，往往是船，正要經過一個碼頭。畫得不好，海的藍色忽重忽輕，碼頭好像浮在水裡，船的方向，看不出是離港還是進港。

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單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會在湖南衡山龍家院裡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裡，長大。我會和我羨慕的臺灣孩子一樣，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在美術課裡畫池塘裡的大白鵝，而不是大海里一隻小船，尋找靠岸的碼頭。

73，兩個小男孩

認識了王曉波和鄭宏銘以後，我發現，找不到碼頭的，可能不只十歲的我。事情不那麼簡單。

曉波，從十歲起，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從江西來到臺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著跟曉波解釋：深夜裡，憲兵來抄家，把媽媽帶走了。媽媽正在餵奶，於是抱著吃奶的嬰兒，一起進了監牢。

曉波記得母親在押解臺北之前，跟外婆辭別，哭著說，就當她車禍死亡，請媽媽將四個幼兒帶大。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到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突然成為孤兒。他帶著弟妹每天到菜市場去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個人到蕃薯田裡去找剩下的蕃薯頭，被人家一腳踢翻在田裡。

讀書的整個過程裡，除了捱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臺大哲學系任教時，自己成為整肅物件。被警總約談時，偵訊員直接了當地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說起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說，“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我一邊戲謔他是“偏執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