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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邊不禁想到，十歲的王曉波，也一定曾經一個人在木麻黃下面站著吧？

我約了鄭宏銘，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濟化宮，那是一個山裡的廟，聽說供奉了三萬三百零四個牌位。有人從日本的靖國神社，把所有陣亡的臺籍日本兵的名字，一個一個用手抄下來，帶回新竹，一個一個寫在牌位上，為他們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親自走一趟，看看這些年輕人的名字。他們是陳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輝的同齡少年，只是這三萬多人，沒有機會變老。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到媽媽，只是一罈骨灰。右邊是七歲的王曉波。

和王曉波同樣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鄭宏銘，一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徵召到南洋，上了那條神靖丸。戰爭末期，幾乎每一條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駛的日本船艦，都冒著被炸沉的危險。神靖丸從高雄港出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軍炸沉。

即使知道要戰敗了，戰爭的機器一旦轉動，是很難叫停的，日本仍舊把臺灣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肅靜的大堂裡，三萬多個牌位整齊地排列，一個緊挨著一個，狹窄的行與行之間只容單人行走，像圖書館中的書庫。有一個身影，正跪在兩行之間，用原住民族語祈禱。鄭宏銘屏著氣，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連腳步聲都輕得聽不見。

他在找自己父親鄭子昌醫師的牌位。

宏銘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有一天，鎮公所來一個通知，要他們去領父親的骨灰。領到的盒子開啟一看，沒有骨灰，只有一張紙。

宏銘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不明白，但是察覺到，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覺到，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跟著母親走訪親戚時，雞腿一定留給他。那特別的溫柔，是以父親的喪生換來的。

因為沒有爸爸，母親必須外出打工，宏銘也變成永遠的插班生，跟著母親的工作，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因為沒有爸爸，繫鞋帶、打領帶、刮鬍子，這種爸爸可能教兒子的生活技能，宏銘全部自己在孤獨中摸索；他不敢問，因為問了，人家就可能發現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換代以後，為日本戰死，不是光榮，而是說不出口的內傷。

鄭宏銘的母親找父親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聽說，隨著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國神社裡。母親就奔往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這四個字，在他們所處的周遭環境裡，是一個塞滿火藥、一點即爆的歷史黑盒。對鄭宏銘母子，卻只是“父親你在哪裡”的切切尋找。靖國神社裡並沒有神靖丸喪生者的骨灰，於是鄭宏銘開始認真起來，母親沒有找到的，他想為她完成。

和鄭宏銘在三萬多個靈位中行走，這裡靜得出奇——三萬多個年輕人最後落腳的地方，除了少數家屬，沒有任何人會來到這裡。站到歷史錯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廟外賣紙錢和汽水的婦人說，“起風的時候，暗時，會聽到哭聲從廟裡頭傳出來……”一個本來坐在柱子邊用斗笠遮著臉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說，“還有人聽見百萬戰馬在跑的聲音……”

在新竹那一天，鄭宏銘沒有找到父親的牌位。走出寺廟，他看來真的有點落寞。

鄭宏銘到今天都還覺得想不透：父親錯在哪裡？診所荒廢了，家裡有年輕的妻，一個一歲大的愛哭愛笑的孩子，醫學院畢業的父親，難道想去戰場赴死嗎？生下來就是日本的國民，難道是他自由的選擇嗎？

王曉波和鄭宏銘，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在同一個島上長大，同一年，考進臺灣大學。

都是臺灣人，但是他們心裡隱忍不言的傷，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烏坵的岩石。整個島，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戰壕。滿山都是防傘兵降落的裝置，連觀音廟和媽祖廟都塗上了陸戰隊的草綠迷彩，被重重鐵絲網圍繞。

尋人啟事

即使是內戰六十年之後，海峽對岸的尋人啟事從來沒有間斷過。

2009…05…06

尋找哥哥劉長龍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陝西省安康市吉河鎮單嘉場人。一九四八年被國民黨抓壯丁，現在可能有八十歲，以前在鼓樓街學鐵匠。曾經來過一封家信，說在雲南打仗。我叫劉長記，希望你們幫我找找，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