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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去的強有力的論據。他認為，他最終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他把米高揚送回莫斯科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他是這樣答覆斯大林的：“凡是勸說人民憐借敵人、儲存反動勢力的人們，……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周恩來象領導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是個“外國通”。他在法國和德國度過多年，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也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要長。他對外部世界見多識廣。在文化方面，他對巴黎也許比對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興趣。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在青少年時代雙腳沾滿牛屎，也不象毛澤東那樣熟悉農村的習俗，更沒有毛澤東那種中國農民的天性。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侶，在歐洲和中國大城市的共同經歷把他們聯絡在一起。他們相互間的密切關係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來以其政治家的風度和傑出的才智而著稱。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歷，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大膽的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而在長征之前他還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他具備足以擔當一名領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現在已全力支援毛澤東，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終結之時，他都從未對毛的領導提出過任何異議。對於周恩來之所以作出這一抉擇的複雜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人們沒有足夠的瞭解。但是從遵義以後，不論他擔任何種職務，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這種夥伴關係，也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

顯而易見，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觀點和作風上存在著、而且將永遠會存在分歧。毛很“土”（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詞），他是個鄉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來到上海碼頭，向那些去法國半工半讀（他本人也積極地參與制定這個計劃）的最好的朋友揮手告別。但他自己卻沒有同他們一道去。

學者們對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早就有所猜測。有的人認為他因為沒有盤纏而回去了；或者是因為學習法語有困難，或許是因為他與那些穿著比他講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這些解釋看來都沒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輩子研究毛澤東的中國歷史學家李銳認為，毛從未打算過出國。毛認為他的朋友應當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帶回中國。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國。要是他出國的話，留在國內的領導核心就會分崩離析。

李銳認為，毛澤東那時就已經得出結論，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和重建，而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靠他，他一定要當領袖，因而感到有責任留在中國。他對西方並末表現出應有的興趣。李銳覺得，這是一個缺點。

上述情況在毛澤東的整個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與“土包子”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和關係緊張。有的人認為，毛歷來妒忌周思來的處世手腕，後來還妒忌他的國際威望。儘管如此，這兩位不同人物之間的聯盟卻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兩人相輔相成。毛是哲學家、詩人，頭腦裡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幻想。他具有一種熾熱的精神，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準備為實現自己的見解而採用任何謀略。他追求目標，堅定不移，不容改變，但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則機動靈活。（　直至生命最後幾年　）他還是位善於用人的天才，不斷地把自己的敵人和對手變成有用的盟友。周恩來則是一位實幹家、外交家、人道主義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已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當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維、雄辨的口才和大無畏的勇氣度過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難關　（毛卻坐視不救　）之後，他感慨萬千地談到毛澤東：“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但是我們不可能做得象他那麼好。”我相信他這番話是完全真誠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這樣認為。但是，他對毛的晚年幾乎使他本人和整個中國遭受滅頂之災的大動亂是怎麼想通的，我卻無法想象。常聽到外國人和一些中國人說，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實可靠的政策執行者，是位務實的行政管理大師。儘管毛有時心血來潮，無法無天，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卻穩穩地把握住了國家的航、程。除這一切之外，他還具有許多可貴的品質，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從中國人那裡聽到的。他事無鉅細，對人和藹可親。長征途中，他親手把傷員輕輕扶上擔架，唯恐別人的手用力太重；當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醫院裡奄奄一息而身旁沒有任何親友陪伴時便大發雷霆；在他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