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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的歲月裡，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憂心忡忡，在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又一次正式宴會之前，他會像普通工作人員那樣，先溜進北京飯店的廚房吃一碗麵條，等等。難怪近年來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

在遵義會議之後，長征的許多事情有了頭緒。二月五日，紅軍抵達黔滇川三省交界處的一個名叫雞鳴三省的小鎮時，博古的中央委員會常務書記一職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協助”周恩來作軍事決策。三月十一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一起被任命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當然，毛在其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毛澤東最初的行動之一是設法同莫斯科取得聯絡，把遵義會議的情況告訴他們。當時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沒有其他別的聯絡辦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漢年，他曾奉命執行過多次對地方軍閥的秘密使命。潘漢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裡沒有找到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組織已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壞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澤東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陳雲，即新發現的有關遵義會議記實的作者。他化裝成商人，在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後便動身。他在上海同宋慶齡取得了聯絡，宋慶齡安排他坐船去海參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陳雲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參崴。同行的還有何實楚，她是毛澤東在長沙時的朋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兒（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蘇區）；已經去世的四川官員陳剛的夫人；潘漢年；黨的前領袖瞿秋白之妻楊之華；以及陳潭秋。這時瞿秋白已於六週前被國民黨處決。國民黨對瞿秋白被處決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遺孀楊之華同國際紅救會有聯絡，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機構，為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陳潭秋同毛澤東和何叔衡一樣，也是一九二一年建黨時的共同發起人之一。

陳潭秋當時留守福建，他接替羅明擔任那裡的黨的書記，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評。這也許就是他未能參加長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運，因為他設法離開了福建，同赴蘇的這些人會合，一起前往莫斯科。（　但他後來於一九四三年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盛世才同俄國及共產黨毀盟後，轉而同蔣介石結盟。）

陳雲後來說，他們一行共有七八個人。這是一個級別很高的小組，此行目的名義上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曾於一九三四年向中國人發出邀請，請他們派遣一個有六十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原定於一九三四年召開的會議，但是會議後來被推遲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團未能及時趕到那裡。他們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達，這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已來不及向大會報告遵義會議或其他任何問題的情況。大會本來可以利用一點來自中國的第一手資訊，但沒有這樣做。在缺乏真實情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聽取了王明關於中國革命不斷高漲的講話。最後，一九三六年二月，共產國際的雜誌發表了陳雲題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用假名施平發表，此名無人知曉，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視了），文章沒有提到遵義會議的情況。遵義會議是絕密的。

陳雲的文章隻字未提軍事和政治領導的變更。他提到從中央蘇區撤出的情況，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被說成是失敗；說西征大軍“偉大的行動”正勝利地取得進展（實際上紅軍早已抵達陝北，但這一情況沒有說明）；說紅軍正在儲存實力，其目標是要壯大到一百萬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極面是，在他們離開中央蘇區時，揹著沉重的行李。

此後，共產國際立即採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國的聯絡。潘漢年被派遣回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達上海，他帶來了密碼本，這樣就能恢復密電聯絡了。關於他是否帶回電臺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沒有帶回。但是，據說他們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慶齡寓所中的一部電臺。宋慶齡的寓所坐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孫中山過去曾在這裡居住。

多年來，對宋慶齡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產黨電臺在工作一事。一直是眾說紛壇。她的許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認，他們說國民黨的警衛日夜把守著寓所，電臺怎麼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兩名主要歷史學家胡華和向青聲稱，電臺確實在那裡工作過。

潘漢年是一位老於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時，他喬裝成宋慶齡的秘書，實際上是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和孫夫人之間的正式聯絡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為日本間諜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親密的同事之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