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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北京懾於毛澤東的威望，王洪文還不得不有所收斂的話，在上海他無所顧忌了。一班“小兄弟”圍著他轉，捧他，吹他。就連那個“老幹部”馬天水，也在宴會上舉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獻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後，進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馬老”在“中共十大”那關鍵時刻對他的幫助，趕緊舉起酒杯，以吹還吹：“馬老，在老幹部當中象你這樣的精神面貌，在全國都是少見的！”

“舊居”·“聖地”·《大事記》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遠的上海定海路上，幾輛轎車停了下來。一夥人走出轎車，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駐足。

“文化大革命中這裡可熱鬧了，這是一間值得永遠懷念的小屋。真快，一轉眼，九年了！”王洪文滿懷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說著。

剛剛出席了上海的慶祝國慶晚會。趁著餘興，王洪文突然來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來到定海路那間小屋。

有著“紀念癖”，當年搞過“工總司半週年紀念”的王洪文，在他的“舊居”面前的一席話，馬上被“小兄弟”心領神會。

他在韶山參觀過毛澤東舊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門口，也掛上紅地金字橫匾：“王洪文舊居”。

他的“舊居”，真的被“小兄弟”們精心保護起來了，以便日後辦個“王副主席紀念館”之類。

王洪文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的辦公室，則早已被“小兄弟”作為“聖地”保留原貌。還是王洪文當年用過的那張辦公桌，還是王洪文當年用過的那張木椅子，還是王洪文當年放檔案的那個檔案櫃，玻璃板下壓著一張選民證，寫著“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當年的風貌。

王洪文說過：“這個辦公室是有意義的，要保留下來。”他的一句話，使那個辦公室成了“聖地”。

王秀珍成了“朝聖”的嚮導。她曾親筆寫下回憶：“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這個辦公室的考慮，告訴了十七棉黨委負責人。他們照辦了，連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選民證和他用過的桌椅都照原樣保留著。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兩次帶領‘小兄弟’去這個辦公室開會，以增強對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帶了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對黃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這幫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團，效忠王洪文，為王洪文爭氣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馬天水和我多關心新選進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給他們補上文化大革命這一課。當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個晚上，我借這個機會帶祝家耀、周宏寶、張國權、陳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去十七棉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紹了所謂王洪文的‘造反史’。我還要他們不要忘記這些‘歷史’，要為王洪文爭氣，為‘四人幫’效忠。……”光是保留“舊居”、“聖地”還不夠，王洪文還授意為他寫“造反史”。

一本三萬多字的《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在王洪文的“關懷”下，歷時一年多，終於寫出來了。

這本《大事記》的基調是三條：

第一，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人運動的發源地；第二，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堡壘；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工人領袖，該廠造反派的一切“勝利”都是在王洪文領導下取得的。

上海國棉十七廠高順興、王樹理、曾勇同。曾揭發過王洪文炮製《大事記》的經過：“王洪文為了篡黨奪權，親自策劃編寫了《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為自己樹碑立傳。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見廠黨委副書記董秋芳時，一再誇耀自己對十七廠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並說他‘一有空就回憶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廠的文化大革命好好總結一下。’董回滬後，即將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廠黨委作了傳達。同年十二月，經王洪文同意，抽人著手編寫《大事記》（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孫一中、周彥朋、尹家龍、劉榮根等召開會議，安排三人寫作班，編寫《大事記》）。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來上海時，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審查（引者注——《大事記》初稿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給王洪文。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記》看了兩遍）。王看了以後，第二天立即召集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