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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東湖賓館召見董秋芳、孫一中、張元啟），一開始就說‘我昨天一連看了兩遍，很受教育。’接著他又提出：‘《大事記》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現了近二百處卻一聲不響。

還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衛科同廠黨委發生衝突‘要詳細記載對今後是有好處的’又說‘十七廠奪權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廠是全國最早的奪權單位，拼命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奪權最早發起人製造’依據‘。他還交待：搞《大事記》的事’千萬不要傳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這個《大事記》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謂的‘革命左派’、‘優秀的共產黨員’，把他寫的大字報吹成是‘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推動了十七廠‘群眾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大事記》中說什麼‘王洪文的一席話，使得同志們增強了鬥爭的信心，覺得眼前的道路又寬又亮了’。還說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紡廠一次，這個‘三十廠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引者注—一指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應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國棉三十廠介紹赴京串連情況）等等。王洪文甚至編造了自己‘為了迎接更大的鬥爭風暴，更加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一來，這個不學無術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變成了所謂的‘工人領袖’……”這份《大事記》經王洪文審定，曾列印過。後來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銷燬，只剩下兩本。

在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傳來之後，王洪文的親信曾打算把那兩本《大事記》“塞進鐵管，兩頭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黃浦江防汛牆內，永久儲存”。

本書作者終於見到了這藏之密室的《大事記》。王洪文精心炮製的《大事記》，成了本書作者寫作這本王洪文傳記時的重要採訪線索和參考資料。

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調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們“酒肉穿腸過”，喜相聚，慶高升。

鳥槍換炮。今日的“小兄弟”們，來來去去，轎車進，轎車出，個個都成了“領導幹部”。

當年，在安亭事件“勝利”之際，王洪文已誇下海口：“我當上市長，你們也弄個‘長’噹噹！”如今，王洪文成了黨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的“小兄弟”們怎不攀著高枝兒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在四屆人大召開之前，王洪文就叮囑過王秀珍、金祖敏：“選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幹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根據王洪文、張春橋的“指示”，“上海市委工農兵幹部學習班”開辦了。這個“學習班”，是為了向中央“輸送”幹部而準備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囑她：“上海要儘快物色二十名年輕幹部，分別擔任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公安部、商業部、建材部、郵電部、中組部、衛生部以及《人民日報》的領導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們都要弄個部長噹噹了。

“小兄弟”們當然很起勁。王洪文說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組織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底上報給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長備選名單上，開列著八十八名！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明確地告訴上海：“要準備把上海的中委都調出來！”

於是，一張由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擬定的名單，終於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報王洪文了。

在這張名單中，內定了“上海牌”的部長或副部長的人員；萬桂紅去中組部，楊佩蓮去團中央，馮品德去全國海員工會，陳佩珍去商業部，秦寶芝去建材部，王東亭去郵電部，沈鴻、張秀清去文化部，呂廣傑、姚福根去六機部，陳杏全去冶金部，張國富去水電部，湯凱臣會輕工部，周宏寶去《人民日報》社，朱棟去交通部，王桂珍去衛生部。

那個陳阿大，不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屆人大代表，以至成為四屆人大常委。不過，陳阿大講究“實惠”，他伸手奪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調配大權，當上“房總統”。

自從陳阿大當上“房總統”，“小兄弟”們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這位“房總統”不斷地批條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園洋房，批給“小兄弟”們。那些花園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資本家，也有的是“走資派”或者高階知識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