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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中共“八大”的路線。他的整頓，實質上也就是徹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閒人。他的工作，按毛澤東的安排，只是抓抓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騷滿腹。本來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時此刻。他更借酒澆愁。三杯黃湯下肚，牢騷脫口而出：“媽的，什麼副主席，空頭支票一張！”

“什麼主持中央工作，權全給鄧小平奪了。哼，我只落得個抓抓讀書班，比弼馬溫還不如！”

他是個看不進書、坐不住的人。閒得無聊，無法打發那漫長的時光。他從“文藝旗手”江青那裡借來一部又一部外國“參考影片”，看了起來。看罷電影，餘興未盡，有時還找來外國小說“研究”三番。

看電影，看小說，還算安安靜靜。實在太閒了，悶得發慌，他去釣魚了。釣魚還不夠味，他打鳥。這時候，他剛當副主席那陣子的拘謹、小心，一掃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猶如當年在崇明島上一般“自由自在”。

訊息傳入毛澤東耳中。毛澤東對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下基層，三分之一時間調查研究。

實行這“三三制”之後，王洪文不能在釣魚臺逍遙了。他選擇了上海作為“調查研究”的場所，給毛澤東寫了報告，回上海去了——為時三個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當於一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麼“調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處五位負責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員何關明、葛艦陳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憶如下：“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來上海三個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階別墅，整天過著花天酒地的資產階級生活。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餚，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乾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

王洪文經常設宴請他的‘小兄弟’、親信吃喝，三個多月就請了二十多次。他以視察為名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準備名酒名菜，每到一處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幾乎整天吃喝玩樂，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動。一百多天之內，看了八十多部電影。他還常常硬拉著工作人員打撲克、下軍棋，玩通宵。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尋燈。

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臺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裡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菸，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個半月，窮奢極欲揮霍，據不完全統計，就花了二萬餘元。……”王洪文如此吃喝玩樂，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們的心目中，他還是“副主席”，還是“接班人”。他樂得借這迷人的光圈，優哉遊哉。

他的“小兄弟”馬振龍，成了他的“後勤部長”。據上海市輕工業局三位工作人員韓仁和、劉恩仁、吳行慎回憶：“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國家財物。他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券、’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階照相機、高階汽手槍、高階手錶、石英電子錶、太陽能打火機、高階香菸、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階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尋燈。工廠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製，突擊一週，造出二十隻，王僅選去二隻，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五塊高階鑽石牌雙日曆手錶，調動了七個工廠、一個商店的四十餘名技術人員，化費國家資金一萬一幹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制杯蓋，化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制了兩套模具，這一項就耗費國家資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