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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巨大的空間之內，暫時性的東西只有在消逝過程中才是讓人看得見的，而這巨大的無限的空間本身卻超越一切，永遠以同一形狀和結構巍然挺立在那裡。”

《巴黎城市史》

＇英＇科林·瓊斯　董小川譯

科林·瓊斯教授是《劍橋插圖法國史》的作者。《巴黎城市史》是他為巴黎勾勒出的一幅獨特的四維版畫。

與教科書式的歷史不同，這本書並不只是記錄年代和歷史大事，也不只是描繪王侯將相的個人傳，而是寫人，寫實實在在的巴黎人。他寫考古發現的一個巴黎孩子，寫成為聖女的抵抗外敵的基督徒，寫城牆工事的建設，寫商業協會和鞋匠生活。這是與布洛赫和布羅代爾一脈相承的整體史學的視角，不知道何時才能有人為中國的古城寫一部這樣的歷史。

“如果說文化的記憶確實儲存或印記在城市的建築環境中，那麼就必須知道，環境是有人居住的。總而言之，如果不顧巴黎人來談巴黎史，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接受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個神話。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幾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區，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後代。

“土地、水和溼潤與巴黎城市歷史的戲劇性關聯比起現代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理學家曾經有這樣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納河上的禮物。’

“在巴黎的神話中，有許多是它自己創造的神話。”

倫敦·憲政·公元1215年

中世紀的帷幕拉開了。

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5世紀，歐洲經歷了最大的劇變。羅馬帝國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蠻族崛起，歐洲從古代世界進入中世紀。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轉彎時，沒有時間過多品評，當歷史的小船終於滑入暫時的淺灘，我們終於可以講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對比。

這一站到倫敦——一個有度的城市。

我們對英國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國。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課堂上的時候，當我們講到工業革命和現代國家從英國開始，通常說的也是那兩個世紀——18世紀到19世紀。那是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的世紀，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紀。我們詳盡學習現代化如何突然爆發，學習從文藝復興到工業化前期有哪些新變革、新技術與新思想，民族國家與中世紀國家有哪些差異。我們的目光集中於時代的斷裂，研究全新的東西，卻似乎並不怎麼研究延續與生長的東西。中國沒能夠自發進入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因而急須瞭解轉變的過程是什麼，如何發生。

然而，沒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誕生的，也沒有任何轉變僅僅是轉變。所有的枝葉都有遙遠的根。當兩棵樹開出的花朵不同，果實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從陽光與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們是不同的樹，那麼歷史與根系就已經不同。

現代國家的根源在12世紀已經奠定。

【議會是西方傳統嗎？】

現代化的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問題：古代中國沒有自動發展成現代模式的“資本主義－民主憲政”國家，那麼究竟缺少了什麼東西？誠然，這樣的現代國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歷史的程序中，它是歷史最重要的產物之一。和資本主義一樣，憲政國家沒有在中國自發生長。

我們和歐洲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嗎？不完全是。從宋朝開始，資本充足、工人眾多的工場就已經開始運營。江南的絲織工場僱傭工人達到千人，礦場達到萬人，在工場主手中的資本隨利潤流動。在於缺少市場經濟嗎？也不是。中國古代的市場從秦漢時就一直存在，戰國時已存在廣泛的貿易、富商和市場決定物價的機制，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管子》已經提出了國家調控物價和貨幣的方法，《史記》則闡述了貨物各得其所的市場特徵，唐宋之後的僱傭工資也是市場決定的。總體而言，古代有著比較自由的經濟環境。

在於缺少一次像樣的大革命嗎？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國起義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義成功之後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義領袖沒有革命的精神，但還是沒有突破現存的理念。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極端的王莽改革，大膽的王安石改革，最後都沒有“實質的改變”。那麼在於新教倫理和儒家思想的區別嗎？也許有關係，但肯定不確定。並不是所有基督教國家都能發展出現代憲政國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後的地區也有很多仍然按傳統模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