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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沒給，這使得他記了我四年的仇。1973年推薦我上大學，這位會計管公章，當著生產隊長的面在推薦表上寫了“立場不穩”四個字，狠狠報了一箭之仇。

知青上山下鄉並不神聖，只不過是當時執政者的一種狡獪。文革造成國民經濟的停滯，政府無法為一千多萬的中學生找到工作，便把這個巨大的包袱轉嫁給了農民。農民很委屈，我不止一次聽他們說：“俺們什麼也沒增加，可還得擠出一部分給你們。你們在搶我們的飯吃。”

面對這種負擔，如果說一些農民還有一種渴望的話，那便是憑著單純狹隘的頭腦，認為可以很合算地娶女知青做媳婦。農村娶女人是很花錢的事，山西的知青說，他們山裡娶媳婦用斤稱，雙眼皮一斤二十元，一個媳婦兩千塊，這對日值僅幾角幾分的農民來說不啻天文數字。

事實是，女知青一進村，便被村裡的老少爺們兒品頭品足開始算計了。

但沒有哪一個女知青心甘情願地嫁給農民。

可女知青並不都是帶刺的玫瑰。

小B的父親是地主成份，文革一開始便被紅衛兵從北京趕到鄉下去了。小B為了和家庭劃清界限，與同學一起到吉林插隊落戶。

馬車將她們拉到村裡，才知道集體戶的房子還沒蓋。她們只好分散住在老鄉家裡。小B和另一個女生被安置在生產隊G隊長家。半年後，集體戶的房子蓋起來了，那個女生遷回了戶裡，而小B卻莫名其妙地依舊住在G隊長家。閒話旋即在村裡飛滿了天，但中國農民生來怕官，沒一個人對這種怪事公開提出質問。

不久，小B與G隊長的兒子結婚了，村裡很是熱鬧了一番。不過，有關G隊長和他兒子不道德的流言還是傳了出來。

兩年後，由於要落實中央“70&amp；#8226；26”檔案，縣知青辦想到了此事。我那時是“北京知青回京彙報團”的成員，便和縣知青辦的同志到小B處調查她的情況。

小B長得很端莊，修長的身材，白皙的面板，如果在北京，打扮起來一定非常美。去時她正在家看護孩子。屋裡擺設很簡單，但農民家裡該有的都有了。從她很白的膚色和猶存的城市少婦氣質，可看出她丈夫挺心痛她，沒讓她幹什麼粗活兒，不過，自我們一接觸，她鬱抑的神情就沒從眼眸中失去過。

她是六六屆高中畢業生，比她男人大兩歲。我不好問她與G隊長兒子結婚的經過，只從側面詢問她生活得如何，有什麼要求。我實際是在暗示她有什麼委屈，說出來，我可以幫助她解決。可她說，她對丈夫一家很滿意，不但不嫌棄她出身不好，而且還準備把她的父母從關裡農村接到這兒安家。說話間，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我倒吃了一驚。東北農村對地主分子是很嚴酷的，小B的父母若遠離故土到這裡安家，不是更遭歧視嗎？待我找到G隊長後，這種擔憂就顯得多餘了。

作者：你兒子怎麼會和小B結婚？

G隊長：俺全家都關心小B唄。再說她家是地主成份，她爹媽都轟到鄉下去了，北京也沒個家。她到俺家就像到自個兒家一樣，長了，就和俺小子物件了。

作者：你不嫌她成份高？

G隊長：嫌啥？她還能真變了天？

作者：可聽說你還要幫她把她的父母都接到這裡落戶。

G隊長：只要孩子高興，來唄。這地界兒俺說話還管點兒用，沒人敢說啥。

看來小B著實得到了G隊長的保護。

對這樁婚姻我只有祝福了。但在告辭時，我依舊很仗義地對她說，有困難儘管來找我。她的眼裡立即閃過一絲光芒，囁嚅著說，她不想就這麼過一輩子，那怕到大隊學校當個民辦教員也好。我答應她一定為她辦。

小B默默地一直送我們到村外，臨別時眼裡已含滿了淚。我知道，她是不甘心這樣生活的，可對於地主子女，在當時又有哪種結局比這更好呢？

在知青辦的過問下，小B不久做了大隊民辦教員。文革結束後，聽說她到縣城機械廠成了國家正式職工，還聽說她父母落實政策又回到北京。她父親的成份也改正過來，定為城市貧民。

掐指算來，她的孩子該有十九歲了，她對生活還會有新的企望嗎？

小F的命運不如小B，她插隊在內蒙古呼盟的半農半牧區。開頭的故事和小B一樣，但她明顯是被一個強壯的漢子姦汙後才與這漢子結婚的。

小F沒像小B那樣享受到什麼保護和愛撫。那個地方的男人嗜酒如命，她每夜都要侍候丈夫喝酒，若到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