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頁)

大的起色。但就整體而言，與抗日戰爭史中其他課題研究相比，還相當薄弱。國家圖書館能夠查閱的文獻資料，也只有十餘種。

而日本、美國的研究要比中國早且深入。但日本、美國對有關日軍細菌戰的資料（如部隊配置；試驗方案、資料；實施細菌戰的原始記錄等）未予公開又使歷史真相迷霧重重。正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言：“日本人的感情記憶裡幾乎沒有刻下侵略中國的體驗。如果有；也只是在如東史郎那樣的退役軍官、士兵那裡。”

王選每次國外回來，總是拖著兩個沉重的大箱子，裡面裝的都是資料。她說她內心很苦，苦的是沒有同行者。“其實，中國的學者是可以透過向國家申請經費去研究的。”王選說。而王選的花費都來自於自己，那是有限的。

王選的細菌戰訴訟沒有中國學界的後援，在歷史方面、法律方面她都需要支援，但所能得到的很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始終是一個人，歷史的真相需要她親自去調查，沒有人可以給她支援“更多的炮彈”。

並不是沒有人想幫王選，但常常是除了道義上的支援外，實際幫不上。細菌戰有太多的真相沒有搞清楚，它涉及到中國20多個省，這需要有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去做，要組織這樣的一支隊伍就需要錢。

北大歷史系教授徐勇評價王選是梁啟超所說的“少年中國”，是中國的希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聞黎明說王選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的脊樑。

但是王選說她已經累到骨髓裡去了。

王選已經不是少年，從四十多歲已經步入五十歲。一個人最黃金的時期已經到了尾聲。“一個人的身體是有個極限的，王選的工作是超負荷的，單槍匹馬，面對的是日本政府，武裝到牙齒的日本政府，力量太懸殊了。”何必會說。

王選的孤單是中國民間力量的孤單，他們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他們發出聲音需要更大的力氣和勇氣。

一個大學生給王選來信：

王選老師您好！

以前看你的信，在你所敘述的那妙趣橫生的故事背後，第一個感覺是，你承受了別人都無法想象的艱辛，忍受著悽苦與精神的寂寞。而你的心地是慈善又美好的，你把那些艱難都用你美好的心過濾了一遍，苦的都過濾了，說出來的是有趣中帶著絲絲甜味。但你絕不會向別人訴說你的艱辛，你品性如此．

說實話，自從張純如死後，我一直擔心你，不是擔心其他，是擔心你的心很累。每次看你精神很好，精力充沛，平常也從沒聽你說過苦啊什麼的，差點以為你真的不累。現在聽你說累到骨髓裡了，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你或許應該注意心裡的健康，把心裡的累說出來，釋放出來，這樣有利於你的健康！

張華星 23　May　2005　23：53：42

王選回信說：

舉一件事為例，你也許會明白疲勞是哪裡來的。

1998　年　9　月　，我媽、弟弟、弟媳三人幫我把幾乎徹夜完成的介紹原告團活動和訴訟的資料　80　份影印裝訂好，我就揹著上飛機去長春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這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為了給原告團和訴訟搞“營銷”，所有的費用當然都是自己的，還繳了　100　美金會費。那時候　100　美金比現在多多了。為了履行民主程式，我把資料如數從旅館全部傳真給常德。

在那裡第三次遇到哈里斯，前兩次在美國。他告訴我：“吉林人民出版社說：‘《死亡工廠》中文字出版了，日本人就不來投資了。’所以書不能出。”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謝爾頓·哈里斯的《死亡工廠》是一本全面揭露細菌戰和美國日本聯合掩蓋細菌戰的書，英文版出版於1994年，日本也翻譯了這本書。王選在日本找人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願意來做的人很難找。後來徐兵最早承擔了翻譯工作，劉惠明也被強拉了進來。有一段時間劉惠明身體不好，想退出，是被王選逼著堅持了下來。

翻譯工作進行了半年多，最終這本書在國內出版。這是迄今為止揭露日本細菌戰最深入、在國際上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哈里斯還是寫得很客觀。記得我當時翻譯這本書裡的悲慘的事的時候，沮喪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那些被關押用來做實驗的中國俘虜的故事，總是讓我痛苦無比，感覺自己像是漂浮在無邊無際的茫然的水面上的摺疊的紙船。”王選說。

2000年初，經上海學者介紹了一家出版社，終於願意出了。徐兵翻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