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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德會戰一起進行調查。他們向市委市政府打了報告，然後在常德民政局進行了登記，常德的宣傳部長還同意當協會的首屆名譽會長，並經市政協主席辦公會議研究決定，將協會掛靠在常德市政協。

王選式的孤獨（2）

12月10日是協會成立的日子，大家都很高興，因為終於有一個自己的民間組織了。130多與會者進入會場才發現不對，明明是成立大會，但掛標語卻變成了籌備大會。原來，有關部門出面干預，要求調查協會解散，公章、登記證書等上交。11日，公安部門正式發出《常德市日本侵華戰爭常德受害者調查協會自行解散》的要情通報。

成立一個民間組織一直都是王選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希望有這樣一個民間組織，在這個組織之下成立一個基金會，所有有意於搞清細菌戰歷史的民間資金匯攏起來，贊助那些有志於調查的人。

“哈里斯說，中國如果有兩個王選這樣的人，就足以讓日本沉沒。但是中國不可能有第二個王選。因為中國沒有出現王選的體制，王選的出現純粹是個人的、偶爾的、不可再造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連紅說。

中國需要大批的人從事細菌戰研究與調查，但是中國政府沒有組織國家的力量參與，而民間又沒有一家NGO組織，不能設立民間基金，更沒有一部《基金法》，想做慈善捐助的人得不到政策支援。

“如果能夠解決生計問題，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們有理想，並沒有更多的物質要求，就算這樣，也沒有一個可以支援一個人以此為事業的機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選一樣，不計任何代價，完全奉獻，並且還有經濟能力奉獻。”張連紅說。

一些大學生經過培訓參加到王選的行列中來，但所能參加的時間非常短，並且不是一種經常行為，更多的時候只能在寒暑假進行。還有一些研究歷史的研究生們，參與也只是在就讀期間，他們和大學生一樣都有就業壓力。因此一個南京1644部隊真相的調查專案，在執行的三年當中，換了很多人，每一個人在快要成為熟練的調查者時，都為前途與生計而去，最後留下的還是王選一個人。

於是，王選只能有一個。中國只能出現一個王選。

“很冷清的。”張連紅描述王選身邊的局面。表面上看起來各地都很支援，但實際上做的很少，王選每次去推動都很難，王選到了那裡，很熱鬧，很支援，但王選一走就散了，實地進行調查的時候，就沒人了。

然而，這正是中國社會目前所缺乏的機制。“這幾年都在吵吵這件事，但沒有辦法解決，這不僅是出現一個贊助的企業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勵出現這種機制的政府態度和相應的制度設定，這不是一個王選所能解決的問題。”張連紅說。

值得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目前接受了一筆華僑的資金建立了基金，這個基金是面向社會的，只要有志於搞南京大屠殺調查，經過申請和考核，就會得到資助。申請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老百姓出版一本自家的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書或者做一些更小的但有用的事，都可以申請。

口述細菌戰歷史已經進入倒計時，再過十年想做也不可能做了。人生不滿百，那時候當年的親歷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一個時代的歷史真相真的要被翻過去，永遠都搞不清了。

王選非常清楚目前中國的局面，她非常著急。“她走得太快太急了，看到別人不理解，她很急，很焦躁。一急反而讓人疏遠她，而她就越感孤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選擇，你不能用你的方式來要求別人，你只能讓他慢慢明白，然後成為同行者。如果你強求，人家只有遠離你。”張連紅以一個旁觀者和相當熟悉王選的朋友身份這樣評說王選。

王選的孤單是因為她睿智，是因為她清醒，是因為她對時局的判斷。她永遠急急地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她永遠少有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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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學術上的後援（1）

細菌戰研究之薄弱成為細菌戰訴訟的一大掣肘因素。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中國，對細菌戰的瞭解只是零星的史料蒐集，主要是各地文獻檔案館、博物館所編寫的文史資料，細菌戰受害地區的報刊或是各受害地區當時的防疫會議摘要、疫情通報和上級部門下達的電報令等，遠遠不能說明情況。就是這些原始資料，相當一部分還是到了90年代以後才公開的。到了90年代，出了一些研究專著，在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方面的蒐集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