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3/4 頁)

王選從頭到尾改了三遍。四個譯者中三個是留學日本的，還懂英語。王選改的時候是對照英文版和日文版一起改，三國語言一起弄。這部書，不熟悉細菌戰的人還翻譯不了。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缺少學術上的後援（2）

“我的弟媳每天幫我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譯稿送到打字店，然後再取回來，我再在上面改一遍，然後再由她送下去。打字費都要比稿費多得多。”王選說。

2000年10月，書總算出來了。但是出版社原來準備媒體宣傳報道，但臨時又變了，一大堆的海報就那樣扔在出版社的地板上。一位譯者要稿費，不要書，於是王選就自己掏腰包，把稿費給他。因為出版社只給了王選一大堆書。

不過王選覺得自己總算有了一個關於細菌戰歷史的文字了，她在向世界說的時候，有了精神的扶持和依靠，有了學術上的後盾，不用自己全部從頭說了，也可以不用擔心別人懷疑她所說的真實性了。接下來，王選就是揹著大袋書，提著大箱書，到處去講，把書送給別人。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地跑。所有見王選的人都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一個小個子的女人，背上揹著一個包，手裡拖著兩個包，包比人大。

“今天在東京召開了一個‘戰後60年’與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過去的國際###。　”王選寫郵件向張連紅說，“韓國來了兩個議員，臺灣兩個，菲律賓一個，日本四個。中國當然一個也沒有。我是不去也得去。在日華人當然也是一個沒有。各國都是NGO的身份，只有中國沒有。各國都有基金，唯獨中國沒有。我自知不算是什麼東西，但為了中國的受害者，也只有混到有東西正式出來為止。韓國已經透過受害調查法，連菲律賓國會，都在市民團體的強烈要求下，對慰安婦採取救濟措施。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精英一講中日曆史問題就是國家關係，或者似是而非的什麼主義，幾乎不提受害者。連憤青都儘管把受害者扔在腦後，痛痛快快上街遊行喊口號。上回我在南京大學給學生演講後，居然還有學生憤憤不平地問我：你說不是為了仇恨日本人，那為什麼要搞歷史調查呢？”

什麼都沒有。沒有同道，沒有身份，沒有基金，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支援。王選註定孤獨。

“如此快速的腦子，如此纖細的感官，如此敏感的神經，如此簡單的頭腦，如此單純的性格，如此急躁的品性，這樣的人，本來活在世上就累，再如此波起浪湧，我要是不‘鐵’著，哪裡撐得住？早就散成細沙，隨風而去，悄然入荒漠了。十年一場官司，許多衣服顧不上穿，連看一眼的功夫和心思也沒有。現在翻出來，真有‘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覺。”王選說。

“我勸王選不要做職業革命家。”記者在採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研究》總編輯榮維木時，這位和王選來往多年的學者說，“我多次這樣勸王選：生活是生活，事業是事業，不能把細菌戰攪進自己的生活。”這位年長的學者，說話的節奏很慢，但作為旁觀者，他對王選的生活不可謂瞭解得不深。職業革命家意味著對自我的完全放棄，對生活的完全放棄，完全的犧牲和獻身。

王選的丈夫說王選就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他說：“別人也愛國，也搞細菌戰，但人家是8小時的，或者10小時，再厲害的加加班也就是12小時。但王選永遠是24小時，除了細菌戰，她沒有別的生活。……我是中國人，也認同這件事，但認同不等於是百分之百，認同並不意味著把生活的全部都搭上。”

王選在她一生中最黃金時期投入到細菌戰的訴訟與調查中，長期浸淫於極端的情感當中，對王選來說是件殘酷的事。但王選的命運就是一個職業革命家。在這場21世紀初最大的國際人權訴訟當中，王選沒有退路。“她從一個具有民族感情的學者，已經成為維護人類和平的人道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她就是一個職業的革命家。”何必會說。

在王選的家裡，有一盆花開得很茂盛，是一種並不名貴的草花，開出白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花開了滿滿一盆，王選把它擺在客廳中央。

王選的丈夫用一句話來形容這盆花，他說：“她總是開得很努力。”在記者聽來，這是一句雙關語，一半說花，一半是說站在花旁的王選的。“的確，她做任何事情都特別的努力。”

一句簡單的話說盡王選。這樣的話，只有和王選如此親近如此熟悉的人才能輕描淡寫地說出來。

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堅強（1）

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梅隴車站。王選一大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