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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師孫靖對王選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見到王選，記得王選的樣子很“羞澀”，吃飯的時候，總是玩弄自己長長的辮子，拆開，辮起來，再拆開，再辮起來，並不是十分愛說話。但是現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澀的王選了。

沒有王選，就沒有細菌戰訴訟的今天。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王選牽引著細菌戰訴訟走過了十年的路。

王選是辯護團律師最好的幫手。到中國取證調查，王選是他們最好的服務員。接機，安排中國的行程；翻譯，讓律師們到大學到更多的中國民眾中演講，讓他們在中國找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讓他們領受到中國受害者對他們的感激之情。王選形影不離，成為他們之間交流最順暢的橋。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師荻野淳來中國演講“中國對日細菌戰受害索賠案中的幾個問題　”，但是在國內的許多大學，王選竟然找不到一個接受演講的地方。當時各大學因為反日遊行的事變得非常謹慎。

“這對於日本律師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讓日本律師在幫了我們之後，感覺到冷淡。”王選說。於是她覺得這是她的責任，她找到了南京師範大學的張連紅，請求援助，於是日本律師荻野淳才有了聽眾。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譯，都由王選擔當。

對於中國的原告方來說，她永遠得保持一個姿態、一種聲音，不能讓原告看出她的退縮為難來，她得鼓勁。“她有苦沒有地方訴。她不能給原告講，在原告面前她永遠都得保持堅強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對日本人說，那畢竟是外國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麼問題都難不倒的架式，中國人怎麼做，中國人的態度如何，他們只看王選的。”訴訟團秘書長王培根說，“王選付出的不但是勞力、金錢、個人的生活，還受了很多怨氣。她的苦沒有地方講。她有時候向我發一發，但我和她還是有年齡差異的，我特別能理解她，幫她做基礎的事，但她精神的苦悶我就沒有辦法幫她了。”

一些開庭的瑣事中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王選。

每次開庭前王選提前到達日本。原告從國內到達成田國際機場，王選會在機場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選要教大家在機場兌換日元。到達日本的人只能在機場兌換，市裡不行，王選要教給大家怎樣填表，怎樣填寫護照的號碼。

因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費來東京的，王選要處處設法給大家省錢。

從駐地到法庭，出發前在賓館的大廳裡，王選還得開一個會，鼓舞一下鬥志。另外要講如何乘坐地鐵，王選會給大家反覆講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隊。地鐵全是電子售票，要按按紐，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選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買好票，需要報銷的，王選要替他索要發票。

儘管多次囑咐，還是有人落了隊。日本的地鐵是三層的，如果誰沒有上去車，又著急地在裡面轉的話，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所以等在原地，等著王選安頓好前面的一拔，再回來找。這也是出發前叮囑過的。

後來王選一個人實在顧了首顧不了尾，就讓丈夫來斷後。有落下的，趕緊回去找。有一次義烏的張曙人下了車，兩個大箱子來不及搬就被地鐵帶走了。因為都是義烏老鄉，平時又熟，王選就罵他：“你這個粗心大意鬼，我沒時間，你不要煩我！”張曙連連表示，不要了，裡面就是泡麵和衣服，沒什麼。但過一會兒王選急性子下去了，就幫他找來一個會日語的印尼姑娘，讓姑娘幫忙打電話去找，找到了再帶張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煩事不計其數。

開庭結束後，一般是要安排請願、遊行和報告會的。這些還要忙幾天。每天晚上，王選就被一堆記者包圍了，因為原告們與記者有語言障礙，記者們都來找王選，有的記者為了能先採訪到王選，就搶著給她揹包。常常是一班記者在裡面採訪，一班記者在門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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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堅強（2）

“有的人講，我好不容易來一趟日本，可王選都不陪著看風景，王選就直接說：‘你們不要來煩我’。每一次乘車乘飛機的時候，別人都是東張西望的，只有王選一個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國人的肩膀，她就會把頭靠上去睡。她實在太累太可憐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還要多。”王培根說。

七十多歲的王麗君是崇山村的一個農婦，說起王選她充滿了憐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開庭作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選一起生活了幾天。她拿出家裡儲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