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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照片:王選和她一起坐在一個報告會的主席臺上,但王選卻歪靠在她身上睡著了。
王麗君說:“開庭的那幾天王選根本就不吃東西,壓力大,吃不下,也沒有時間吃。每天只喝一點牛奶,開完庭了,才吃一頓飽飯,睡一個好覺。”
細菌戰訴訟完全抹去了王選的家庭生活。
王選丈夫趙善靈的名片正面印著兩行字:〃中國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做的〃,背面印著:〃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後援團〃。
“但是認同並不等於就接受,”趙善靈說,“自從搞了細菌戰研究,我就永遠地成了王選的忠實聽眾。家裡永遠只有一個話題,你無法改變頻道,你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你不能直接和她說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轉地說,如果你直接說了,結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漸知道吵架是沒有用的,就慢慢改變自己,忍受,接納,認同。”
1999年聞黎明到廣島做報告,約好到姬路王選的家裡去。大年三十晚上,聞黎明去了之後發現王選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選在東京開庭。
丈夫和王選老是見不到面,兩人一直都沒有孩子,房間裡擺滿了書和材料,生活在對付,很不認真。王選在日本的家還是租來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進門是一個餐廳會客廳工作室兼用的房間,10平方米大小。另一個房間堆滿了書,一張單人床頂著門,還有一間是臥室。聞黎明去王選家的時候,發現房間裡很冷,用來取暖的煤油爐的煤油用完了,沒人去買。實際上煤油是每星期兩次有人到門口叫賣的,但就這樣,家裡也沒有人去買;冰箱裡也是空的。王選正月初二才從東京趕回來。
聞黎明說:“在日本,人們不關心政治,只關心於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在日本工作後也逐漸融入日本的生活。他們一旦找到工作後就和所服務的公司綁在一起。每個人都很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開始為買房、買車、還貸等努力。你只能這樣,不這樣就不能被社會所接納。而王選是個另類,她有匹夫的責任感。難的時候她常常問我:‘當年聞一多是怎麼做的?’”
王選內心裡也挺憐惜她的丈夫,她說:“有時候我覺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憐的。我們生活了幾十年,其實一直不是一個節奏。我經常太主觀了,太不給人自由了,我太強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間就沒有了。搞細菌戰這十年,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少,有時候他在國內,我在日本,我在國內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國內,見面的機會也很少。每次出門的時候,我都會做很多菜放在冰箱裡,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選能夠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王選也經常處於崩潰的邊緣。張純如自殺了,因為無法面對人類那麼血腥的事實。王選再堅強的神經也無法承受那麼殘酷的事實,更何況受害者調查在時間和空間上是那麼浩瀚的工程,一個人真的是難以承受。”何必會在看到王選精神達到極限的時候,經常告訴王選:“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縱自己的精神和情緒,你不可以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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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恨王選(1)
As strong as a man(強壯如一個男人)
As simple as a child(簡單如一個孩童)
這是王選對自己的寫照。王選是一個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選受父親影響很深。父親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上海解放後成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階官員。從某種意義上講,王選有著法律的家傳。王選五歲的時候,父親被打成右派,到陸家嘴勞改。王選記得父親清瘦而憂慮,眼睛望著黃浦江對岸很遠的地方,對她說:“有些事二十年之後才可以分出對錯。”
一個五歲孩子的記憶,是父親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裝,風吹動著他的衣服,人也彷彿在飄舞了。每當王選苦悶而獨自哭泣的時候,就會想起父親的樣子。
父親被打成右派對王選的性格影響很大,她學會了記仇,並對壓迫她的東西進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愛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強烈敏感。她變成了一個鮮明的人,愛就愛,不愛就恨,愛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銘心地恨。她更加敏於行動,像一團跳躍的火。
“文革”的時候王選家又因為父親而被抄,王選的初戀也就此斷絕。那是王選非常刻骨銘心的一段情感。一個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彈鋼琴,妹妹跳芭蕾,王選喜歡這一家的氣氛,常去他家裡玩。“他是第一個親過我的人,我渾身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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