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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是跨國的訴訟。

王選在原告和日本律師中間充當著溝通的角色。但有時候王選的聲音會忽然高起來，情緒激動，脖子上的血管暴出來，眼睛直視對方，語言如爆豆子般地迸出來。

關於訴訟請求，有的日本的訴訟律師勸告王選：“千萬不要提錢。”“怎麼不能提錢？不是我‘要’賠償，而是日本政府‘應該’賠！怎麼關係都倒過來了？”王選和律師吵，“要提錢，但不僅僅是錢。”

和王選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郞，他說王選已經和他吵一百回架了。而王選則說一瀨敬一郞的“壞脾氣”，只有她王選才可以忍受。對於日本人來說，王選這樣的女人絕對超出他們對女人的認識範圍。在他們的社會里，女人一般是溫良恭讓的，大聲說話是絕對不可思議的。所以一位日本律師說：“王選你早生出來了五十年。”

1995年，以耿諄為代表的十一位花岡慘案的倖存者及死難者家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起訴。2000年11月雙方達成和解，依和解條款，被告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拿出5億日元，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986名受難中國勞工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

花岡訴訟的原告代表耿淳老人和日本律師產生了分歧。日本律師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耿淳等原告認為沒有道歉和謝罪，5億日元只是一個慰問金、香火錢，並不是賠償，並永久地剝奪了花岡受害者再上訴的權利，這是再一次的侮辱。耿淳老人憤而拒領和解慰問金。

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想達到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中國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麼。王選決不會讓這樣的事在細菌戰訴訟中發生。這件事對王選是一個警醒，更堅定了她堅持原告自己意願的主張。

“給我一個位置。”王選對日本人說。直到1996年，王選還不是調查團的正式成員，調查團也只是日本市###動的一個團體，王選只是一名義務的翻譯，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發言的全是日本律師，沒有中國的原告。“這是中國人的訴訟，應該有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和地位。”

“原告團團長、總代表這個身份是抓權抓來的，我開始抓權。”王選毫不避諱地說，“我是一條紅線，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來，只有我能把中國的原告擰成一股繩，只有我能代表中國的原告。中國的原告不能108個人有108個想法，必須團結一致。”

1998年1月20日，義烏召開第一次原告工作會議。浙江和湖南的代表第一次在義烏相聚。來自義烏、崇山村、江山、寧波、衢州、常德的21個人聚在一間沒有空調沒有火盆的小會議室裡，外面天寒地凍，屋裡激情四溢。王選穿著一件大紅的羽絨服，以她特有的熱情感染著大家。王選說：“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官司，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崇山村的原告王麗君說：“我們崇山村人就選王選做總代表，她在日本通語言，可以和日本律師經常見面，我們什麼事都全權由她做主。”

王選笑著說，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做這個總代表吧。

1998年11月第五次開庭一結束，王選就匆匆回到上海，義烏的首屆細菌戰受難同胞紀念大會在等著她。王選和義烏的王培根商量，各地代表都到了，我們晚上是不是開個原告會？王培根說，我也是這樣想，我們有必要成立一個自己的組織，對外也好有個名稱。這天晚上，大家決定成立細菌戰訴訟原告團，王選當選為團長。王培根為秘書長、陳玉芳為副秘書長。

這是一個不被官方認可的組織。在此後王選曾經申請它能夠成為一個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NGO），但是沒有得到同意。這卻是一個真正的組織，它被180名原告所認可，它代表千千萬萬的死難者出現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聲也在國際上漸漸產生影響，併為世界所認可。

與日本律師的合作

土屋公獻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律部，1960年獲取律師資格。1974年擔任第二東京辯護律師協會副會長，曾為阻止國會修改《刑法》做出過貢獻。1991年土屋公獻先後擔任日本辯護律師聯合會副會長、會長。1996年土屋公獻卸任日本律師協會會長，投入細菌戰的訴訟中來，土屋公獻以其在日本律師界的影響力使辯護團律師隊伍迅速擴大，從1997年8月提起訴狀的8位律師，到1998年2月第一次開庭時，已有212名律師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

日本律師的調查取證在王選的幫助和翻譯下進行很得順利。有了王選，日本律師就一步都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