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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選家有八口人罹難，但不是崇山村死人最多的人家。在崇山村有的人家，幾天之內死亡十多口，有的一家人全部死絕了。

王選生於和平年代，對那些戰爭沒有概念，而現在戰爭就在眼前。

訴說，訴說，訴說。所有的一切都活在記憶裡，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淡化和消失。而所有的訴說都要經過王選的翻譯傳遞給日本律師。

楊大方是舉著父親的遺像訴說的：“中國有句古話叫　‘弒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時父親在衢州開一家鐘錶店，正值壯年，事業興盛全家和睦美滿。但是日軍在衢州撒下了鼠疫菌毀滅了一切。父親的鐘錶店正在被封鎖的疫區300米之內。父親首先病了，高燒不退，淋巴腫大，痛苦之狀無法言表，一個星期後死了。當時我還是個孩子，不相信父親會死，整天跟著母親哭呀哭。直到今天為止，我也忘不了父親臨死前那雙緊緊盯著我母親的眼睛。父親不想死，他要活。

七十六歲的金祖池說：“我們家正好在義烏的疫區內。我祖母染上了鼠疫，高燒口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在床上折騰，抓頭髮，撕衣服，死的時候身上的衣服沒有一塊是完整的了。”

六十九歲的薛培澤是為姐姐的三個孩子來申訴的。當年日軍從江山撤退時在市內大街小巷散佈細菌，他們化妝成老百姓，把注入了霍亂菌的水果、米果（年糕）放在樹下、農家門口，姐姐四個孩子中的三個吃了這些東西，“那天晚上，在燈下，我看到三個孩子蜷曲著的屍體，他們躺上連草蓆都沒有鋪的床上，全身黑紫，四周都是排洩物，蒼蠅蚊子飛舞著……。姐夫含淚用床板做了一個小棺材，放進了三個孩子的屍體。”

爛腳是因為受到炭疽的感染，這是日軍撒播的細菌的一種。炭疽是一種永遠不會死的細菌，就是人的骨頭變成了灰，炭疽菌還會活著，一個地方一旦受到炭疽的汙染，就永遠地被汙染了。

柳宅村柳木水老人八十歲了，全村爛腳病的老人相繼去世，只剩下他一個人了。當森正孝去拜訪他的時候，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裡，沒有人敢進他的屋子。兩個月後鳳凰衛視記者再去拜訪他的時候，那隻爛腳已經截肢了，再不截掉，就會危及生命。

王選看到一位爛腳的老人用一張撲克牌貼在傷口上，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保護傷口的東西了，當撲克牌揭開，傷口立即迸裂，血夾著膿湧出來。王選的眼淚洶湧而出。難道沒有人給他一點紗布，一點藥水，怎麼也不至於用一張骯髒的撲克牌療傷吧？

沒有。“中國的行政系統沒有行動，也沒有來自加害者日本方面的救濟。戰爭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運者，活著的人終身拖著不能癒合的傷口，忍受著永久的精神折磨。他們被忽略了，就是從人道的角度，也不應該讓他們這樣生活下去。”兩次去看望老人的細菌戰原告團秘書何必會說。

面對這些悲慘的故事，王選常常想起她在日本的生活：“整個日本是那麼的乾淨、安靜，戰爭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好像是你要在這樣的氛圍中提戰爭，就是你有病。所以我在日本生活，從來沒有人向我提起過中日之間的戰爭，更不要說是細菌戰。”

想到這裡，王選就會覺得有一股冷氣往頭上冒，人類真的那麼健忘？作為一箇中國人，憤怒得像要爆炸，屈辱得難以自持，痛苦得淚流滿面，這就是王選的感受。而作為中日之間橋樑的王選還要時時面對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一個富有，一個貧困；一個是加害者，一個是受害者；一個高傲，一個卑微；一個是社會中的精英人群，一個是芸芸草民。

在整個細菌戰的訴訟中，王選時時沉浮於自尊與恥辱之間。中日兩國隔絕太久，當共同面對那場曾經的戰爭的時候，感受必然是會不同的。

這是中國人的訴訟（1）

幾乎在所有對日訴訟的案件中，中國的原告都是被動的。在半個世紀前，他們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現在，他們是沒有文化的，年齡大身體弱的，是又窮又困苦的底層老百姓。他們還是弱勢群體。對於外面的世界，他們毫不知曉，對於日本法律的瞭解是零。經濟上他們得靠日本人贊助，除了依靠日本律師，他們沒有人可以依靠。因此，他們根本不具備和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他們只有被動地聽從來幫他們打官司的日本律師的話，而不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律師作為訴訟的代理人，是在合法可能的範圍內聽從當事人的意見，但並不從屬於當事人。當事人和律師的看法有分歧，或者雙方所要達到的訴訟目的有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