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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她了。王選忙得連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這是中國人的訴訟（2）

一瀨敬一郞被推為細菌戰訴訟辯護團事務局局長。有200多名律師報名義務服務。為了便於行動，推選一瀨等擔任為原告辯護的任務，組成原告律師辯護團，公推日本律師公會理事會會長土屋公獻先生任原告律師辯護團團長。作為事務局長的一瀨，負責辯護團訴訟日常事務，他在東京的律師事務所，成為訴訟的大本營，所有原告文書都是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裡製作的。

辯護團確定首次起訴時間為1997年5月30日。一開始，辯護團認為原告在30名左右比較合適，因為10名以下不足以說明問題，而50名又會因為申請免除訴訟費用、準備材料而工作量太大，辯護團無法承擔。

辯護團確定的可以作為原告的條件是：由於細菌戰而失去父母的人；由於細菌戰而失去兄弟姐妹的人；由於細菌戰而失去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人；由於細菌戰身染疫病而倖存的人，這四個條件中具備任何一個都可以成為原告。

沒有想到的是，願意作為原告控告日本政府的人達到了108人，他們是191位死於細菌戰的人的親屬和3名身染疫病而倖存下來的人。

108人的工作是極其艱鉅的。很多律師都是義務在做這項工作，他們常常是利用休假拿自己的錢來做，有時候時間很有限，但工作還要趕出來。僅義烏崇山村，日本律師就來了8次，律師調查團來了4次，會談了54個家庭。他們一天的工作是12小時，翻譯全部由王選頂下來。日本人做事極度認真，晚上的時間整理錄音並把它們列印出來。

1998年2月16日細菌戰訴訟第一次開庭。王選、王麗君、胡賢忠作為原告出庭。

當聽到細菌戰訴訟第一次開庭的訊息，在日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特地趕來，成為唯一旁觀了開庭的中國人。

開庭之前有許許多多的事要做，王選帶領的原告團和一瀨帶領的辯護團分別在忙著自己的事。在一瀨的律師事務所，徐勇看到一瀨和夫人以及參加辯護的律師們一直忙碌著。到了深夜，律師們離去，一瀨和夫人還在忙。晚上三四點的時候，徐勇實在釘不住了，在一瀨的辦公室的椅子上睡著了，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看到一瀨房間的燈還亮著。一夜未睡的一瀨，第二天一早就攜夫人前往法庭參加開庭。

此時的王選也是一夜未眠。這時她帶著兩名原告趕到法庭。大家在法庭外匯合之後，先進行“揭露”，由原告們向日本民眾演講、遊行。遊行的隊伍前面走著土屋公獻、一瀨敬一郞和王選，大家拉著一條橫幅，這是一瀨敬一郞前一夜準備好的。

王選要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進行一個陳述。

在等待開庭的時間裡，律師、原告、教授四五十個人在喝著咖啡，王選因為一夜未睡，也因為緊張，手腳變得僵硬起來，在場的徐勇很為王選擔心：在這樣重大的時刻，不能出現差池。

“我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就因為它太重大了，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王選的情緒慢慢放鬆下來，漸漸地她進入了一種亢奮狀態，情緒起來了，她特有的執著的勁頭又回來了。

王選為了她的法庭發言，整整一個星期沒有好好吃飯，千字的發言，她思考了整整一個月。閉上眼睛，王選就想到了一個一個身體蜷縮著死於鼠疫的人，看到一雙雙期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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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征途的起點（1）

王選感到一種逼迫

又一個老人去世了，他沒有等到訴訟開庭的那一天。王選來到崇山村，王旌昌的兒子拉著王選的手來到老人的遺像前：“我父親臨終前給你寫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一定要我交給你。”王選拿著厚厚的控訴材料，一下子就哭了。

“我父親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讓王選替我出這口氣。”

看著一個又一個歷史見證人去世，王選感到一種逼迫。

崇山村因細菌戰死過人的208戶，30個原告，從訴訟到現在的十年間，已經有10個人逝世了，剩下的20個，身體也不是太好，有幾個已經八十多歲了，話都講不清楚了，再讓這些人到日本去出庭，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日子在一天天地過去，人也一天天地老去，能夠見證這段歷史的人在王選身邊一個個地滑向死亡的深淵，巨大的悲涼和巨大的壓迫如影隨形般地追著王選，讓她喘不過氣來。

王選在王旌昌的遺像前點燃一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