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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去就製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畫上年齡、姓名、性別、死亡時間、報告者、證明人，另一張表是統計燒燬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間數、面積等等內容。

王培根拿著兩張表，到街上自己掏錢列印出來，影印了八百張，每張五角錢。

崇山村有兩個大隊二十個生產隊，王培根就把村裡的退休幹部、教師、有文化能寫字的人都召集來，一共是十二個人，讓他們分片包乾，用二十天的時間統計出來。結果只用了十天，就出來了。

崇山村一個叫王道曾的曾經在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隊裡受過鼠疫訓練，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這裡面，日本人的情報是很厲害的，寧可少一個，也不能因一個不實而前功盡棄。

王培根一張大紙，用毛筆抄寫出來，貼在村子的顯眼位置，讓全村的人稽核糾錯。有的婦女只有姓，沒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來孃家的姓名，否則就只有去掉。

反覆的糾錯訂正後，王培根讓村上的一個文書，用鋼筆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抄出來（當時電腦不普及，列印費很貴，王培根出不起錢），又自己掏錢復印300多張。

這個數字交給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佈發表，這是崇山村在細菌戰受害半個世紀後出現的最準確的數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願意幫助打官司；王選加入給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橋，有了王選這座橋，一切都變得暢通起來。森正孝在日本發動了律師義務承擔訴訟，王選帶著律師再進義烏取證。

這是為了永久的和平（2）

王選第一次陪同的律師是一瀨敬一郞、鬼束忠則、西村正治。他們自願組成的辯護團準備替中國受害者打官司。

王選帶鬼子進村

日本人會幫助我們打官司？他們是為了什麼？

在和王選認識之前，森正孝每次來帶的都是浙江省外事辦找來的翻譯。崇山村的人講一大堆話，翻譯就發毛了，沒有懂崇山村話的人，中國話和日語之間又隔著一個崇山方言。

王選對森正孝說，只有我懂崇山村話，又懂日語，我來做翻譯吧。於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選和森正孝從江西廣豐開始調查取證，經過玉山，進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華、義烏崇山與稠城。當年11月，王選又偕律師一瀨一行到寧波調查。發現湖南常德鼠疫受害嚴重，馬上取道常德調查，取得了大量證據。然後又到義烏崇山和江山、衢州調查，12月再次到浙江義烏、寧波和湖南常德調查取證。這一年王選陪同日本律師一瀨等先後五次來中國調查。此外還有幾位日本國內的專家學者和醫生隨律師來中國調查細菌戰受害，都由王選陪同並擔任翻譯。1997年，王選的腳步依舊匆忙。

王選常常被人問：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贏？打不贏為什麼還要打？國家都放棄賠償了，為什麼還要打？有的老太太見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個黑暗的日子，渾身發抖。王選看到了，心裡很難過。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選和他們爭吵。王選也在做百姓的撫慰工作，那些她插隊時常去家裡玩的親戚、老鄉見到了王選就穩定下情緒來，他們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選，王選的話讓他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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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國民間最早的賠償要求始於1988年9月山東茌平縣張家樓村的200多村民，他們透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向日本政府轉呈了一份索賠書，這是中國公民第一次提出賠償要求。後來又有江蘇、山東、浙江的28封索賠書寄往日本大使館。但是這樣的索賠要求大都沒有任何迴音。

民間狀告日本政府並沒有一條路徑可走。在國內，受害者曾經向有關司法機構提起訴訟五六次之多，但訴狀遞交上去，一般是沒有任何回覆。而在國外提交訴訟，中國的受害者們所能達到的就是遞交到使館。兩國之間是兩座壁壘，之間沒有路，也沒有橋。而在日本興起的日本和平運動不僅為中國而且為亞洲各國人民的索賠鋪設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也是花岡慘案發生五十週年的時候，以耿諄為首的11名花岡事件倖存者及遺屬向日本東京地方法庭遞交起訴書，提出了損害賠償的要求，成為了中國戰爭受害者戰後索賠訴訟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處異國他鄉、手無寸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