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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個過去從不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團向法庭提供的長長的受害者名單上，一個個在六十年前悲慘地死去的人，在今天以這種形式活過來併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是曾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存過的生命，他們就那麼悲慘地寂滅了，一直以來沒有人替他們喊出冤聲。

為了爭取法庭對日軍細菌戰事實作出認定，使之成為不爭的史實，訴訟團從六個方面進行了全面舉證：原日軍731等部隊實施細菌戰的加害行為、受害的發生、加害與被害的因果關係、原告們受到的傷害、細菌戰的殘酷性以及日本政府的掩蓋。由十八名中日專家、當事人出庭作證，他們是：

松村高夫（日本慶應大學社會史教授）、吉見義明（日本中央大學近現代史教授），證明細菌戰的發生、細菌戰與日本侵略的關係；

辛培林（中國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教授），證明細菌戰被害的發生；

篠塚良雄（原日軍731部隊柄澤班、細菌製造者），親自進行過人體實驗和細菌製造；

松本證一（原日軍731部隊航空班飛行員），親自駕機向中國撒細菌；

上田信（日本立教大學中國社會史教授）、聶莉莉（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證明細菌戰的殘酷和對人性、人類社會毀滅性的打擊；

黃可泰（中國醫師，負責寧波的調查）、邱明軒（中國醫師，負責衢州、江山的調查），證明原告們受到的損害；

中村明子（日本東京醫科大學客座教授）、近藤昭二（日本記者），證明原告受害和細菌戰的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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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沒有敗訴（2）

另外還有24名原告多次在法庭上生動描述了自己和周邊鄉親們的受害情況。

“一旦（日本）國家司法機關經過證據調查對細菌戰的事實進行認定，這一認定就具有絕對的權威，以後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蓋事實真相。”細菌戰訴訟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在判決之後的新聞釋出會上說。

而王選說：

法庭在沒有原告方受害的直接醫學鑑定、間接法律公證的情況下，對如此紛繁複雜且年代久遠的事實作出全面認定，使之成為不爭的事實，從法的角度來說是大膽的義舉。可以說，法官們最終作為人，聽取了被強權出賣和壓抑的弱者的呼喊，站到了原告一邊。

這雖然是民間提起的訴訟，但它不僅是受害者及其親屬多年壓抑心理的一次表述，更是中國公民為世界和平、為人權和民族尊嚴而進行的理性鬥爭，這意味著國人認識的一次提升。由於這次訴訟，使一些參與過細菌戰的日本老兵，能夠公開站出來揭露當年日軍暴行，譴責侵略戰爭的罪惡，向受害者跪地謝罪，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承認細菌戰，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重要的是已經開啟了“死亡工廠”的蓋子，揭開了日本細菌戰的黑幕，讓公眾瞭解了事實真相，向世界傳達了中國受害者的聲音，這也是一種勝利。

因此，日本有媒體稱“細菌戰訴訟擰掉了日本人腦袋裡的螺絲釘”。日本媒體報道中特別強調判決“首次”的意義：首次認定細菌戰歷史事實！

“在日本，日軍曾經在中國戰場上使用過細菌武器作為重大歷史事實從來不入史，歷史教科書中無須記載，連文部省審查制度的‘刪改’都挨不上，老百姓幾乎都不知道。判決打破了強權的封鎖，透過日本各大報社的報道，將這一段歷史傳達到日本各家各戶。事實上，之後在日本出版的一些嚴肅書籍中，已有專家學者在引用判決中的關於細菌戰的內容陳述。”這是王選從日本帶回來的資訊，“細菌戰訴訟也因之具有了一個超越自身存在的意義。”

但是這只是冰山一角……細菌戰造成的損害極其複雜，不是單憑想像就能明白的。而且對於包括細菌戰在內的侵略所造成的損害還沒有進行全面的調查，目前所知的還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歷史大部分還沉沒在冰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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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歷史真相的人們（1）

戰爭過去近半個世紀後，人們才真正反思戰爭。

追尋歷史真相，揭露被掩蓋了的歷史。重慶大轟炸、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慰安婦、勞工奴役，戰爭並沒有過去。只不過中國的反思比日本、美國晚了整整十五年。王選是1992年才知道日軍侵華期間使用了細菌武器，那一年她四十歲。“當時我就氣得跳起來，我怎麼會在四十歲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