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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受害者的聲音擴大數倍，王選成了一個演說家、鼓動者、活動家和宣傳家。

王選在感動著世界，改變著許多的人，但改變最多的還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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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和平，王選的兩極（1）

王選一審判決的法庭陳述被稱為是“愛的陳述”。王選說：“法官們的判斷和決定，能夠改變許多人的人生，能使無數的中國受害者，從他們積累了幾十年的痛苦和壓抑中解放出來，得到心靈的安寧；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樣的許許多多日本舊軍人，把揹負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來，讓他們在剩餘的不長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樣生活。”

人們從王選的發言裡感受到了一種宗教的悲憫情懷。雙方都是一種解脫，受害的和加害者，他們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與寬恕，罪惡與懲罰。王選開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題。

王選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選甚至都不想讓這場官司結束。她說，結束不結束已經沒有意義，官司繼續下去會有更大的影響。官司推動了人們對細菌戰的認識，這個意義要遠遠大於訴訟。

在中國，人們對於細菌戰訴訟　“求勝心切”遠過於對這個問題的實際關注；“民族英雄”的情結替代了對於訴訟本身的認識；愛國者們仍然更多地在網上活躍非凡，以口頭論戰消耗著熱情；遠離點選世界的細菌戰受害者門庭依舊，媒體成為以受害倖存者為主人公的報道的最大收益者。日復一日，越來越多的人帶著他們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戰爭創傷在悄然逝去。我們已經需要回到原點，回到為了“受害者的權利和尊嚴”這一起點上來，重新思考許多問題。

“我每天的狀態是在戰爭與和平的兩極來回穿梭，兩種狀態在內心交織碰撞，每天讓人又痛苦又清醒。”　王選說。

同樣是細菌戰，王選說她和日本左翼人士的出發點是不同的，他們是從政治學理念上去做這件事的，自己是從人類和平樸素的價值觀去做的。這是她能夠掌握的，政治是她不懂的。

王選對筱塚良雄充滿同情，對一些國人的作法非常不滿。她說，筱塚良雄的身體非常不好，又到九十多的年齡。國內的一些機構和人多次讓他到中國來，讓他直接面對受害者，讓他一次一次地懺悔。王選認為，這太殘酷了。“他的證詞已經很清楚了，為什麼還要讓他來中國下跪？每一次懺悔都是對他的一次傷害，他已經懺悔過了，就應該讓他徹底解脫，過一個平靜的晚年，而中國的一些人就是要這樣一個下脆的姿態。”王選這樣說會得罪一些人，說得有些尖銳，有些不中聽，但這就是王選的說話方式——一句話道出事情的本質。但王選說的是事實，是實話，這句話裡充滿了同情。王選說：

這次訴訟對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種解脫。能讓他們像普通人一樣活著，從沉重的十字架下解脫出來。日本老兵透過作證訴說放下了他們的負罪感。他們也是人，不能因為他們的加害就讓他們下地獄，人不能永遠帶著負罪感生活在世上，他反省了，我們就應該寬恕。

“王選在兩個緯度上重新定義了和平。和平是對戰爭的否定，和平是永恆的、正常的狀態，戰爭不斷地中斷和平。王選能夠站在和平與戰爭兩個緯度上定義和平，這和現在很多人的和平觀念是不同的。現在很多人容易走向以戰爭對抗戰爭，以惡來抗惡。再來一次戰爭把一切扯平。這是在西方很盛行的模式，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霸道的模式。用和平來制止戰爭，這需要全力推動。用和平來制止戰爭是對戰爭的否定，對受害者的修復，是限制戰爭的影響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孫歌如此評價王選。

“中日之間的問題不要總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選的眼光已經變得更遙遠。王選說，歷史上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欺負過日本人，他們沒有理由來仇恨我們。

中日之間的事，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之間的事，但也是全人類的事。細菌戰是對人類的犯罪，是人類文明的恥辱。她認為中國在這方面闡述得比較差，沒有高度。

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和戰爭遺留問題已經積累了六十年，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準關鍵所在一點點分解。王選認為在搞清戰爭遺留問題時，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響。在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責任。

現在要解決戰爭遺留問題，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對話。對話，只有用和平對話的方法。對話，要搞清楚是在和誰對話。王選對現時對日的非理性情緒非常不滿，她說，戰爭已經過了六十年，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現在是跟誰在對話，我們對此不能沒有一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