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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現在大多數日本人沒有到中國來打過仗，我們跟日本人一講話，就批判對方，指責對方，日本人聽了幾十年了，再說聽這些話的人大多數是想來跟你對話的人，結果這批人反成了捱罵的人。最後來聽的人越來越少，這對中國絕對不利。

“對話還要尋找共同點，不然就不要對話，乾脆打仗。”這是王選的話。

對話，還要有共同的話語。就像大家都調到一個相同的頻道一樣，在共同的話語相同的理念前提下才能達到一致。中日雙方得找到一個共同的價值座標，來談歷史問題。

“柏林牆已經倒了，如果我們還用冷戰時期的理念、話語，日本知識界在這一點上就與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王選說，“細菌戰訴訟讓原告團成員的理念轉過來了，這就是為了和平，為了人類而聲討人間極罪；為了人類能夠找到扼制這罪惡的途徑；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細菌武器的傷害。細菌戰訴訟一直強調人類共同的命運，而不是一定要日本賠償，所以影響比較大。我們把苦難的東西作為人類歷史共同的遺產發掘出來，希望人類從過去經驗中吸取教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遭到大規模的細菌攻擊。我們從整個亞洲的角度來談歷史遺留問題，因為日本侵略的是整個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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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和平，王選的兩極（2）

王選認為，必須給“愛國主義”以一定的邊界。日本在戰前進行軍國主義教育時，就是大談特談愛國主義教育。現在日本人一聽中國的愛國主義，就有點“感冒”，中日之間對話要從中日關係的單線中跳出來，尋找普遍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和平、人權、人類共同的命運。

“我不是民族英雄。”王選對媒體強加於她的形象進行反駁，“我也不是仇日的，不要將我符號化。”

王選深情地說：

我只是帶著細菌戰原告在通往人類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

責任問題的解決只有從事實確認開始。希望全國的細菌戰受難同胞們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儘可能把當地的受害歷史透過調查，整理出來，把你們的苦難用文字、音像，記錄、儲存下來。我們在前頭等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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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日本的過去任務艱鉅

東京女子大學文化人類學者聶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進行田野調查，她從採集的受害當地的民謠裡，解讀出了細菌戰留在老百姓記憶裡的傷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們的陳述書裡記述了這些民謠。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喪母，悲不能已，為遣哀思自吟的長歌：

哭一聲我媽死的最苦，

死了三天無人問；

親戚路過不敢進門，

門口人稀無人走。

日本立教大學歷史社會學者上田信教授主要進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調查，他透過細菌戰對一個典型中國農村社會脈絡和傳統習俗的破壞，指出細菌武器不同於常規武器之處是會把社會生活空間、社會關係、自然環境變為殺人兇器。細菌武器並不單純大量殺傷生靈，還破壞了人們在漫長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會基礎。而且這種破壞是長期持續的，不可能因為戰爭結束立即得到修復。

但是對於這段歷史，中國目前並沒有徹底搞清楚。目前所說的20多個省100萬死難者的數字，只是一個概數。王選知道，這樣的數字拿到日本，會遭到右翼的攻擊。

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的時候，俄羅斯公佈了他們最終統計出來的戰爭死亡人數。對於在戰爭結束後六十年才統計出受難者數字的作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頗為感慨。他說，歷史復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戰士的死亡情況還好統計一些，最主要的是民眾的傷亡。俄羅斯完成這一工作用了六十年的時間，中國當時正處於戰時，戶籍散亂，難度要大得多。但再難也必須做，這是一個民族應該做的工作。

日軍的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空前的災難，它最為嚴重的後果是打斷了中國向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步伐。徐勇說，1928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增長率是8~9％，臺灣的學者統計是，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好的階段，被學者們稱為“黃金時代”。中國現在的狀況是和戰爭有直接關係的，臺灣在70年代後才進入現代化。對於這種狀況，中國以前沒有充足的認識。

對於細菌戰的研究，中國遠遠落後於日本。可以說細菌戰的許多重大問題還沒有搞清楚，比如日軍活動的組織、各部隊的設定、具體的犯罪形式，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