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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王選是一個播種機，是一個宣傳隊，一個人頂一支軍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真的。在多倫多，聞一多先生之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聞黎明就被王選拉住了，她向他講細菌戰訴訟。第一次見面王選就吸引了這位謙和內向的學者。當王選聽說聞在幾天後就要到日本去做訪問學者的時候，就問他：你知道到機場後怎麼進東京嗎？聞說不知道，王選掏出一千日元塞給他，說這可以打車從成田機場到東京。聞黎明說，對他來說接受這一千日元有點難為情，雖然他不會說日語，初到一個國家，但王選的作法卻讓他十分意外。

“這就是王選，她是一個豪爽的人，但又是一個很仔細的人。她為別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沒有考慮到一個男士初識一個女性而接受她的饋贈時的難為情。但王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是一個你無法拒絕的人。”聞說。

王選被評上2000年《南方週末》年度人物後，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採訪了她，並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她。中央電視臺也將王選評為“感動中國人物”。王選得到了來自中國國內的第一家企業的第一筆贊助。

王選沒有地方放這筆錢，她沒有組織，始終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她不願意以個人的身份接受這筆錢。於是，她將這筆錢放在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以這筆錢進行日軍南京1644細菌部隊的調查。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比王選小十多歲，但王選一直視張為她的最堅強的支持者和戰友。張連紅1997年獲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屬於“行中”小字輩，不認識多少行中的人，也沒有多少資歷。1999年底美國抗日戰爭史維護會、日本的左翼學者、北京的抗戰研究學者在日本召開一個研討會，張連紅遞交了論文，王選看到了他的論文，就請他來參加會議。

在會上，張連紅提交的論文是《南京大屠殺對市民社會心理的影響》，宣讀論文卻受到阻力，王選立即去找主辦方，以激烈的“爭吵”方式，為張連紅爭取發言：“就是從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發言，也不能拒絕對不對？何況從來都沒有人從一場屠殺對個體心理影響的層面來研究南京大屠殺！”

張連紅得到了發言的機會，也記住了第一次謀面的王選。張成立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中進行調查。一個八十八歲的叫韓秀英的老太太，給了他極大的震撼。至今還在等她的丈夫回來。她的丈夫在她二十歲的時候被抓走，她自己養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張覺得戰爭給人的創傷從一個普通婦女的身上完整地表達出來，只有深入瞭解每個個體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瞭解戰爭。這一點和王選不謀而合。

王選再進行調查的時候，張連紅給她派了兩個研究生，負責給王選揹包、買票、記錄等全程的陪同。這讓王選感動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獨的上車下車趕路，鄉間、城市奔波的當中有了伴兒，有了照顧她的人，她的感覺是“享受得什麼似的”。

張連紅將他所能調動的學生、所能提供的資源儘可能地提供給王選，他認為王選不是一個普通的愛國者，她更是一個行走著的學者，一個鐵肩擔道義的知識分子。在張的努力下，王選被聘為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這是王選第一次被中國學界所接納。

1999年3月在王選的努力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中日細菌戰問題研討會”，原告團、律師團代表應邀參加會議。這是細菌戰訴訟開始以來第一次和中國學界接觸。

1999年11月11日，王選又透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研究》總編榮維木的引薦，與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取得聯絡，併成功召開“細菌戰問題研討會”。2000年3月，上海師範大學召開“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為細菌戰問題研討設了專題。2002年1月23日，華東政法學院舉行“戰爭引起民間賠償法律問題國際研討會”。

1999年是細菌戰訴訟被中國學界關注的一年。王選將細菌戰訴訟的聲音帶到了中國學界。為了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