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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貴族階級，實行媚外政策，聽任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掠奪，這樣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嚴重任務，自然就落在了農民和其他勞動者身上（同時，它們還兼承著反對封建主義的任務，二者是統一的）。義和團的勃起，就是群眾反帝愛國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正紅旗下》雖然沒有正面寫義和團運動（如果作者能夠將這部小說完成，肯定會用一定篇幅寫義和團的，羅常培先生在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這一點），但是透過王十成的形象刻劃，對義和團運動作了側面表現。家住山東的王十成，是義和團團民，他是在義和團被官兵打散之後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親王掌櫃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側寫當時農民的遭遇。在農村，老百姓“受盡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負”，“大毛子聽二毛子的攛掇，官兒又聽大毛子的旨意，一個老百姓還不如這條狗”。這就說明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廣大農民，把農民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從而促成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王十成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但是他血氣方剛，對侵略中國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儘管他們的造反大軍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動搖，決心回去再幹，“我們心齊，我們有理，誰也擋不住我們”，他從殘酷現實中認識到，“不打不殺，誰也沒有活路兒”。這種凜然正氣，正是義和團反帝愛國精神的體現。小說裡的這些描寫，開闊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使其在表現清末中國社會的複雜面貌和時代精神方面，顯得更加全面和準確了。值得一提的還有福海與十成關係的描寫。積水潭岸邊的一席交談，使保衛朝廷的旗兵對造反的義和團團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個有良心的人，沒法不佩服他，大家夥兒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透過這一細節的描寫，既表現了下層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愛國精神，同時也說明，義和團運動不獨在廣大貧困的農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間獲得了同情與支援。清朝統治者自認為祖先所創立的八旗佐領制度，至少在統治旗人方面，是嚴密的、無懈可擊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們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這是民心所向，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小說關於十成進京的一段描寫，不過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內容，卻是十分豐富與深刻的。

除此之外，還有清末社會的階級對立問題、民族團結問題、封建宗法關係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有的在正面描寫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側寫的方法，稍作觸及，作家的筆墨，有虛有實，疏密相間，縱收得體，整個作品，宛若一部內容豐富、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社會的複雜面貌，它對於現在或未來的讀者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尤其是認識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價值。

民族生活的風俗畫

歷來有成就的偉大作家的創作，總是植根於本國和本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的。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文學的民族化問題時指出：“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點，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後人還是喜歡它。”（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79年9月9日《人民日報》。）文學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越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民族風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潑而長久的藝術生命力。老舍的創作，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濃郁的北京地方風味，作為壓卷之作的《正紅旗下》，其民族風格，在老舍的創作中，是最為鮮明，也是最成熟的。構成這部作品的民族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關於風情民俗的出色描寫。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態、心理以及語言，反映在文學上，就形成了文學的民族特點、民族風格。有時民族生活風俗畫的勾勒，甚至會成為顯示一部作品的文學色彩、文學價值的最要緊的內容。

《正紅旗下》關於民族風俗的描繪，主要是圍繞著過年節和“我”的出生兩件大事展開的。其間涉及的內容，豐富而多彩。從送灶、過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喪嫁娶的繁禮縟節，從嬰兒的洗三、作滿月，一直到上中下層旗人的衣著打扮、日常生活習慣（諸如養花、蹓鳥、放鴿子、飲食、行事等），無不寫得準確、生動、逼真，維妙維肖。作家寫這些，決不是為了獵奇，也不是有意賣弄，而是密切聯絡著作品的主題的，在反映社會生活面貌、刻劃人物、烘托氣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社會、民族、地域的風情民俗，是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