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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慈，還講得過去，怎麼會是直（真實、坦誠、直率）呢？原來，孔子理解的真實，與我們今天講的真實不一樣。我們今天講的真實，是科學的真實，事實的真實，物理的真實。孔子講的，則是道德的真實，情感的真實，心理的真實。孔子認為，一個人親愛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實的。因此，他為親人隱瞞事實，其心理動機和情感體驗也是真實的。這是人性的真實，也是最高的真實。沒有這個真實，連人都不是，還說什麼其他？這就是孔子的真實想法。毫無疑問，這個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五節），但也有很多問題。比方說，中國人一事當前，往往“不問是非，只問親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說，學術觀點不同，往往發展為門戶之見，甚至人身攻擊，就有這種思想的影響。當然這是後話。

仁愛之心既然植根於親情，那麼，事情也就變得簡單好辦了。首先，可以對已經遇到麻煩的禮樂制度進行積極的改革。因為所有的道德規範，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都可以解釋為愛。君仁，就是君愛臣；臣忠，就是臣愛君；父慈，就是父愛子；子孝，就是子愛父。這樣一來，那些繁文縟節就能簡化為愛，統一為仁，原本難以維持的禮樂制度說不定就能維持了。第二，子愛父，父愛子，臣愛君，君愛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實現以德治國。因為當時的天下，是“家國一體”的。國，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縮小的國。在家為孝子，出門就是忠臣。在家為慈父，在國就是仁君。第三，君愛臣，臣也愛君，政權就穩定。父愛子，子也愛父，社會就安定。總之，抓住了“仁”這個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這方案看起來不錯，可惜誰都不聽他的。諸侯各國，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魯國的大夫，也照樣“八佾舞於庭”。孔子連他自己國家的局面，都扭轉不了。能夠說一說的，也就是自己的學生。比如前面說過的冉有，是理財專家。他當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後，推行田畝稅和兵役法的改革（請參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哀公十一年》），就讓孔子極為憤怒。據《論語·先進》，孔子認為，“季氏富於周公”已是僭越，豈能再搜刮錢財，富上加富（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於是就對其他學生說，冉求不是我的學生（非吾徒也），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冉有他們的改革方案，其實事先是徵求過孔子意見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態，說孔丘不懂這些事（丘不識也）。再三問，孔子還是不說。後來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國老”（退休的國之卿大夫），就等著先生的意見做決定（待子而行），先生為什麼不說呢？孔子還是不肯公開答覆，只是私下裡對冉有說：君子做事，依禮而行（君子之行也，度於禮），那就是施恩力求豐厚，做事必須適中，賦斂儘量微薄（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這就是孔子的意見，可惜季康子不聽，冉有好像也沒聽。

顯然，孔子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是既痛心疾首，又無可奈何。他管不了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學生。所謂“小子鳴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說說而已。孔子真的很無奈。

看來孔子的藥方是不靈了。那麼，墨子又如何？

三　墨子的藥方（1）

和孔子一樣，墨子也是躊躇滿志。

中國文化有個傳統，叫“上醫醫國”。墨子，就是以“醫國上醫”自居的。在《墨子·兼愛上》，作者一開始就亮明瞭這個身份。墨子說，聖人是幹什麼的？是專門治理天下的（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怎樣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亂，亂在哪裡，為什麼亂，才能治理（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這就好比醫生治病（醫之攻人之疾者），必須知道病在哪裡，為什麼會生病，否則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同樣，要治理社會，也得先知道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會出問題。也就是說，得弄清社會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書有《兼愛》上中下三篇，就是討論這些問題的（下引如不註明，均見於此）。當然，作為“醫生”，他不但要做出診斷，還要開出藥方。

那麼，當時的社會有病嗎？

有。而且，在墨子看來，病得還不輕。其具體症狀，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國與國相攻（相互戰爭），家與家相篡（相互掠奪），人與人相賊（相互殘害）。國與國之間，今天你打過來，明天我打過去；家與家之間，今天你搶我的，明天我搶你的；人與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