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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今天你害我，明天我害你，而且明火執仗，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執其兵刀、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墨子管這叫“亂”，也叫“害”。這就是“病象”。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當時的天下，為什麼會亂成這個樣子呢？墨子認為，直接的原因，也有四個，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君臣父子，是當時社會最重要的兩種關係。這兩種關係出了問題，社會豈能不亂？這就是“病因”。

不過，在墨子看來，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還只是社會###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則是人們不相愛（起不相愛）。做兒子的，只愛自己，不愛父親，因此損父利己（虧父而自利）。做臣民的，只愛自己，不愛君王，因此損君利己（虧君而自利）。同樣，做父親的，只愛自己，不愛兒子，因此損子利己（虧子而自利）。做君王的，只愛自己，不愛臣民，因此損臣利己（虧臣而自利）。至於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根子也在這裡。諸侯只愛自己的國，不愛別人的國，所以損他國利己國（攻異國以利其國）。大夫只愛自己的家，不愛別人的家，所以損他家利己家（亂異家以利其家）。人民只愛自己，不愛別人，所以損他人利自己（賊人以利其身）。這就是“病根”。

結果是什麼呢？是互相殘殺，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具體地說，就是強勢的威脅弱勢的，人多的壓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負貧困的，高貴的傲視卑賤的，聰明的欺騙遲鈍的。一言以蔽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這就是“病理”。

弄清了社會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麼治？對症下藥，缺什麼補什麼。現在社會的病，既然“以不相愛生”，那麼，治病的辦法，就是針鋒相對，讓人們相愛。墨子說，諸侯相愛，就不戰爭；大夫相愛，就不掠奪；人與人相愛，就不殘害。君臣相愛，就君惠臣忠；父子相愛，就父慈子孝；兄弟相愛，就融洽協調。如果“天下之人皆相愛”呢？那就“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總之，只要人們相愛，“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的病象問題，“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問題，“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的病理問題，便都解決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三　墨子的藥方（2）

這倒是簡單得很，也便當得很。但正因為簡單易行，人們就難免起疑，就會問：是這樣嗎？墨子的回答是：當然！墨子說，所謂相愛，就是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比方說，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國家（視人之國若視其國），看待別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視人之家若視其家），看待別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樣一種愛，就叫“兼相愛”，也叫“兼愛”。墨子說，如果天下人都“兼相愛”，都把別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還有誰會盜竊（誰竊）？都把別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還有誰會殘害（誰賊）？都把別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還有誰會掠奪（誰亂）？都把別人的國家看作自己的國家，還有誰會進攻（誰攻）？因此，只要“兼相愛”，就一定“天下治”。

從理論上講，墨子的說法完全可以成立。問題是：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種實踐性極強的理論。僅僅理論上說得過去，講得好聽，是不行的，因為人們還會問：做得到嗎？

墨子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問，因此預先設定了回答。墨子說，可能有人會講，你這個兼愛好是好，只是做起來太難了。於是墨子反問：有多難呢？就像少吃飯、穿粗衣、衝鋒陷陣那麼難嗎？可是就連這樣“天下百姓之所皆難”的事，也能做到。想當年，楚靈王喜歡細腰，他的臣下就爭著減肥，一天只吃一頓飯，餓得面黃肌瘦，扶著牆才能站起來。晉文公喜歡簡樸，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墊。越王句踐好勇，他的戰士就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可見再難的事，只要上面喜歡，下面就有人去做。兼愛，有那麼難嗎？要說是舉起泰山飛越黃河，那是沒人做得到。要說兼愛，卻是有人做到過。比如大禹、商湯、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說的兼愛，就從他們那裡學來，誰說沒人做得到？

墨子還說，何況兼愛是有好處的。因為你愛別人，別人也會反過來愛你（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你幫助別人，別人也會反過來幫助你（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樣利人利己、兩全其美的事，怎麼會做不到？反過來，如果你不愛別人，別人自然也不愛你；你不幫助別人，別人自然也不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