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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暫時忘卻現實生活的壓力，全身心投入於科學研究的樂趣中。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超然物我的樂觀主義的存在，前蘇聯的科學巨樹才得以保留下高貴的血脈，並且在經歷了最嚴酷的季節後，重新萌發出新的枝幹。

然而，最令中國留學生們景仰的，是蘇聯知識分子捍衛科學真理、不迎合世俗與政治淫威的高貴品格。

馬春途回憶道：

“我對一位講授蘇聯軍事歷史的叫做季莫霍維奇的教授懷有很高的敬意。

蘇共二十大以後，斯大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在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時候，他還是客觀評價斯大林在指揮戰爭中的功績。有些東歐國家的學生在課堂上提出：‘斯大林已經被打倒了，他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現在還適宜再提嗎？’季莫霍維奇教授當場正色道：‘我講的是歷史，歷史是不能隨意篡改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觸動。我一直牢記到現在。”

曾在列寧格勒森林工程學院學習的劉恕向我講述了一位名叫達爾曼的老師的故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蘇聯在生物遺傳學領域存在著兩大學派。一派以米丘林為代表，認為動植物的遺傳性是隨著環境的變化逐步獲得的；另一派則信奉美國學者摩爾根的基因突變觀點，被稱為基因派。基因學說的最終勝利，已經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但是在當時，由於認識工具的侷限性，基因學說還僅僅是一種假說。兩個學派的學術爭論非常激烈。

針對某個事物不同觀點的交流和辯論，對於科學研究來說本來是件好事，有助於認識的深化。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時任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的李森科代表主流意識形態表態：米丘林學派是唯物主義的，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基因學說是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的產物，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因而是反動的。本應是學術領域內的一場辯論，卻隨著意識形態的介入而蒙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一夜之間，基因理論被視為異端邪說，信奉基因理論的學者們被打入冷宮，有的甚至被流放。

然而，就在肅殺的政治風暴中，仍然有一些堅持自己的科學信念的人不肯屈服。達爾曼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每次給學生上課，他都把官方的教材丟在一邊，從頭至尾詳細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透過兩種理論的比照，學生們獲益非淺。

達爾曼迎來了自己的第三次博士論文答辯。

前兩次答辯，他都是因為堅持自己的觀點失敗了。在當時的蘇聯，一位副博士只有三次博士論文答辯的機會。如果第三次失敗，將此生與博士頭銜無緣，也就意味著永遠無法成為教授，永遠無法獲得科研帶頭人的資格和學術地位的升遷。

這是達爾曼的最後一次機會了。

在課堂上，他平靜地對學生們說：“有人已經給我打過招呼，如果這次我不再堅持自己的信仰，就能夠抓住最後一次機會；否則，等待我的將是永遠的失敗。”

答辯那天，全校所有的學生都來了。答辯舉行地圖書館大廳座無虛席，連窗臺上都擠滿了人。學生們打心裡欽佩、敬重這位學者，大家都在為他提著一顆心。這將是他職業生涯的十字路口。他會屈服嗎？

達爾曼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了，因此講的格外細緻、縝密。儘管很多同學已經不止一次聽過他的課，可是這次還是聽得如醉如痴。

精彩的陳述結束了。

等待達爾曼的，是觀眾如潮的掌聲和評審團成員鐵青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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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潤物無聲（5）

零票贊成，他第三次失敗了。

劉恕至今記得答辯結束後達爾曼夾著陳舊的檔案包，從大門走出的孤獨的背影，但是，他堅持真理、不肯隨波逐流的高貴人格，卻永遠烙刻在年輕人的心中……

講完達爾曼老師的故事，劉恕突然問我：

“你覺得，我們留學蘇聯，究竟學到了什麼？”

這確是一個看似簡單，卻耐人尋味的話題。

是紮實的基礎知識嗎？

無疑，五六十年代的留蘇學子是幸運的。蘇聯雄厚的師資、先進的教學儀器裝置、醇厚務實的學風，使得他們比國內的同齡人獲得了更優越的教育條件。

是成熟的工作技能嗎？

這是無可辯駁的。蘇聯的教育體系具有極強的實用性，幾乎所有的專業設定都與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有著密切的關聯關係。因此，青年人一進入校園，就會有意被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