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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閒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總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裡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裡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菸。這卻專為省錢。

四、習作二十年——我的話劇

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同樣的，當我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並不曉得什麼是戲劇。

到寫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四十歲了。在文字上，經過十多年的練習，多少熟練了一些；在生活經驗上，也當然比從前更富裕了許多。仗著這兩件工具——文字與生活經驗——

我就大膽地去嘗試。

我的第一個劇本，《殘霧》，只寫了半個月。

劇本既能被演出，而且並沒慘敗，想必是於亂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點好處。想來想去，想出兩點來，以為敝帚千金的根據：（一）對話中有些地方頗具文藝性——不是闆闆的只支援故事的進行，而是時時露出一點機智來。（二）人物的性格相當的明顯。

因為《殘霧》的演出，天真的馬宗融兄封我為劇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給回教救國協會寫一本宣傳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因為自己知道《殘霧》的未遭慘敗完全是瞎貓碰著了死耗子。說來說去，情不可卻，我就拉出宋之的兄來合作。我們倆就寫了《國家至上》。在宣傳劇中，這是一本成功的東西，它有人物，有情節，有效果，又簡單易演。這出戏在重慶演過兩次，在昆明、成都、大理、蘭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於西康，也都上演過。在重慶上演，由張瑞芳女士擔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們看過戲之後，甚至把她喚作“我們的張瑞芳”了！

此劇的成功，當然應歸功於宋之的兄，他有寫劇的經驗，我不過是個“小學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劇本的成功，而是覺得抗戰文藝能有這麼一點成績，的確可以堵住那些說文藝不應與抗戰結合者的嘴，這真應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歲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國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給他寫幾個字，留作紀念。回漢一向隔膜，有了這麼一齣戲，就能發生這樣的好感，誰說文藝不應當負起宣傳的任務呢？

張自忠將軍殉國後，軍界的朋友託我寫一本《張自忠》。這回，我賣了很大的力氣，全體改正過五次，可是，並沒能寫好。

《面子問題》還是吃了不管舞臺的虧。

《大地龍蛇》中的思想，頗費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結構則至為幼稚。

《歸去來兮》四平八穩，沒有專顧文字而遺忘了技巧，雖然我也沒太重視技巧。

《誰先到了重慶》這本戲，彷彿可拿出一點技巧來。

《桃李春風》雖然得過獎，裡面缺欠可實在不少。此劇系與趙清閣先生合寫的，上演時的修正，都是由他執筆的，那時節我正臥病北碚。

劇本是多麼難寫的東西啊！動作少，失之呆滯；動作多，失之蕪亂。文字好，話劇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顧舞臺，失了文藝性；顧文藝，丟了舞臺。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制，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吃！自然，我也並不後悔把時間與心血花在了幾個不成劇本的劇本上：吃苦原來就是文藝修養中當然的條件啊！

五、二十年紀念會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