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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

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過度的勉強，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菸，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裡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裡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裡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裡面填滿。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麼？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宣告，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腸與家計

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裡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嚥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嚥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彷彿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閹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