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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戰派”,而且是個拚命的務實的抗戰派。他舍妻棄子隻身逃出濟南,來到武漢、重慶,投入抗戰的洪流中,當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總負責人,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想家想親人,暗暗地落淚。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點寫給陶亢德先生的信裡說:
“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於妻,妻不屬於夫,他與她都屬於國家。”
這樣的信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對生活的眷戀,是生命的讚歌。
當這樣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說他要去自殺時,顯然,是發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佔據了他的整個腦海。
這事,便是氣節。
老舍先生有一段類似格言的話,寫在抗戰剛剛結束時,發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裡:
“誰知道這點氣節有多大的用處呢?但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民族的正氣,我們寧貧死,病死,或被殺也不能輕易地丟失了它。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們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與威脅利誘都看成仇敵,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我們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幹出來的啊!”
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隨著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為他的生命劃下了一個完整的圓圓的句號。
是非判斷、獨立思考
——前提
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著毛澤東走,以為自己是錯的,以為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憑藉他的豐富黨內經歷,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採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麼,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這很奇特。
但,這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
這一天,離他挨鬥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兩天,離他自殺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裡,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湧。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髮店裡的大鏡子都被學生帖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髮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毛病。
舒雨說:“爸,您還不把您的小玩藝先收起來。……”
小玩藝者,擺在客廳寶多閣裡小古董小古玩也,它們可能也是“四舊”吧。
父親不容她說下去,斬釘截鐵地,大聲地,一字一蹦地,說了五個字:“不,我絕不收!”
以後的話,都是他的。
思緒由他頭腦中飛出,連連續續,大概是深思熟慮的,觀點非常鮮明,並不費力,好像廚房中備好的菜餚,一會端出一盤來。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兒,完全無法插嘴。在他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間便出現了冷場,房裡安靜得有些異常,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印象。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
……
(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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