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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各類經濟開發區的大門之外。土地的匱乏是中國的普遍國情，但溫州雪上加霜，是全國土地資源最稀缺的地方之一。在自然稟賦和強勁經濟躍動的雙重壓力下，溫州與溫州人發出了沉重的喘息。據官方統計，目前有約40多萬溫州人遍佈全球80餘個國家和地區，160萬人在全國各地經商辦廠。如果認為這是溫州人天生善做生意使然的話，那是想當然的誤讀。事實上，溫州人背井離鄉的根本原因是小如彈丸的一方水土無法養活一方人。

不管香香臭臭，溫州在全國出名已是20多年的事。以下幾點溫州印象深入人心：盛行一時的假冒偽劣、極度發達的專業市場、如雜草般肆意瘋長的私營經濟。雖然，與許多城市的死水微瀾相比，溫州的確是一個豐產故事的地方，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溫州購房團的狂飆突起還是令許多人備感驚詫———為什麼又是溫州人？這究竟是溫州發展規律性的自然延續，還是毫無徵兆的異端？

這是一個盤根錯節的懸念。但我們似乎可以首先確信的是，千百年來揮之不去的生存空間狹小的痛，孕育了溫州人對土地以及必須依附於土地之上的房產近乎偏執的渴望。這顯然不是他們熱衷於全國買房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無法釋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像一對戀人，唯有珍惜對方，才能充分發現對方真正的價值。而溫州人恰恰是最早發現土地以及房產的價值並努力去發掘這種價值的群體。

1984年，作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溫州蒼南縣龍港鎮浮出水面。關於它的神奇的崛起，已經被南北媒體無數次地廣泛傳播。龍港本無城，擺在第一任鎮委書記陳定模面前的，只有數十間泥坯農舍和一大片灘塗。然而，當5年後他因替母親大操大辦喪事被迫離職時，龍港的城區面積已達58平方公里，與建國初期的溫州城相當，居民人口15萬。陳定模官不過八品，卻頗具理論頭腦，他的造城法寶有二：一是讓農民做城裡人；二就是“買賣土地”，充分利用級差地租的槓桿效應。這在那個絕大多數中國人正為“商品經濟”是否合乎社會主義而爭論得唾沫橫飛的年代，是不可思議甚至是大逆不道的。陳定模翻箱倒櫃為自己找到了尚方寶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過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話：“土地是財富之母”。

龍港的崛起使溫州人目睹了一個活生生的真理：土地和房產是可以“生錢”的。而龍港的房地產炒賣熱潮也由此比整個中國提前了至少10年。值得記錄在案的有趣的事實還有，陳定模離職後行蹤神秘，知情人士稱，他一直在太原、呼和浩特等地開發商鋪。而隨他之後下海的另一位龍港鎮委書記也投身於房地產業幹得熱火朝天。

許多人普遍認同這樣一個判斷：溫州人的大規模炒房現象與其罕見的經商理財秉性密切相關。在這一方面，人們往往會把溫州人和猶太人相提並論。的確，兩者有著太多的共同點：精於算計，四海為家，對把玩貨幣有近乎潛意識的極到位的感覺。相比之下，溫州人的軟肋是文化。他們絕大多數出自中國社會的底層，缺乏良好的教育。而猶太人的文化底蘊更為深厚，他們在世界範圍的科技、金融、法律領域都有最優秀的表現。至少到目前，溫州人並不真的具備與猶太人同等的力量。

溫州人與猶太人遠隔東西，兩者有文字記錄的唯一一次面對面的商戰發生在法國巴黎。旅法華人郭俏的《溫州人的海外生意》一文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些片段：

時間大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塞納河邊巴黎市政廳側面一個明亮的路口拐進去，就到了寺廟街。這裡一直是有著商界老大身份的猶太人的地盤。後來溫州人來了，一家一家掛滿顏色鮮豔的圍巾、絲綢、皮包的商店冒了出來。這些其貌不揚的中國人全家上陣，從早到晚做工不要命。再後來，溫州人的店鋪越開越多，周邊街區原有的咖啡店、麵包房等幾乎都被他們買下改做服裝批發，他們欲以潮水般的“人民戰爭”榨取每一滴可能的利潤。過慣了早上吃麵包、下午喝咖啡日子的法國老太太們為此趕到政府強烈抗議：你們都賣衣服了，我們去哪裡喝咖啡啊？

漸漸地，猶太人開始出賣店鋪給溫州人。不久，他們選擇了退出，寺廟街成了溫州人在巴黎最早完全攻克的據點。這差不多是成吉思汗傳說的現代版：攻城略地，無往不勝。到2004年，在整個巴黎，這樣的溫州人已達15萬，開出的店鋪上千家。他們甚至把觸角伸到了巴黎郊區的93省。

在國內許多城市，在我們身邊，頭腦靈光、有投資意識等優點往往還只屬於為數不多的“成功人士”。而在溫州，歷經20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