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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民總動員”式的市場經濟實戰錘鍊，“會賺錢”已經成為溫州人極普通的品質。當房產以一種“能賺錢”的商品進入溫州人的視野，炒房團橫空出世也就成了一件極自然的事。

說到樓市，就不能不說一說股市。兩者的獲利模式曲線大抵是重合的：逢低吸納，逢高丟擲。這個簡單的道理溫州人不可能不知曉。溫州雖然曾經誕生過中國最早也最多的股份合作企業，並因此擁有過中國最為龐大的股東隊伍，但可以肯定的事實是，這些年來，溫州人對有著無限暴富可能的股市一直興味索然，也從未聽聞溫州人在股市上掀起過任何值得記憶的波瀾。他們為何對樓市偏愛有加，而對股市卻敬而遠之？

其實，只要將溫州人曾經走過的致富路徑稍加梳理，就不難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溫州20餘年來改革開放的財富分配餐桌上，自由市場的槓桿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主導作用。也許是受到偏居浙南山區一隅的地理制約，握有大小特權的一些“政治精英”以不正當手段瘋狂攫取灰色財富的機率不高。同時，不知是否值得慶幸，在這片土地上國有企業歷來薄弱———即使倖存的幾家也較早、較好地實現了轉軌，企業化形態的國有資產積澱很少，依靠壟斷的權力非法侵吞、一夜暴富的現象已經失去了大量滋生的土壤。今天溫州數量龐大的富人群體絕大多數來自鄉間，世代農民，沒有權勢背景，他們基本從家庭作坊式的半手工製造業起步，靠利潤微薄的小商品小心翼翼地積攢每一個銅板。即使從事流通貿易，他們的最大優勢也不過是自己不知疲倦的腳板。在他們的記憶中，“空手套白狼”只是飄忽不定的奢望，除了腳踏實地，別無選擇。在這樣一種“農民氣息”濃郁的集體性財富理念之下，溫州人堅定地認為像空氣一般的股市是靠不住的，不屬於你的就註定不是你的。而房產則大不一樣，那可是一磚一瓦蓋起來的，無論樓市如何陰晴變幻，房價如何起伏漲落，東西還是實實在在擺在那兒的。它能讓人心裡踏實，睡得安穩。在很多情況下，揮之不去的農民情結自有它的可愛之處。

零點調查公司2004年初發布的一份報告說，當下佔中國城市總人口5％的新富人群將房地產作為最重要的投資理財渠道，其比例高於儲蓄、股票、保險、國債、基金等其他投資途徑居於首位。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這5％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數量。而實際參與炒房者肯定不會僅僅限於所謂的新富人群。

問題在於，在這一龐大的炒房群體的背景下，唯有所謂的溫州炒房團一枝獨秀，竟演變為一個特有的概念。其原因之一顯然是溫州人購房時喜好叢集抱團，或十餘人，或數十人，甚至超過百人，統一號令，呼嘯山林，弄出那麼大的響動，也就怨不得別人側目。對此一般層面上的分析均認為，溫州人無非是仗著人多勢眾，企圖恐嚇開發商，並以團購方式殺低單價，牟取利潤的最大化。

答案並非如此簡單。對溫州發展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溫州人的抱團決非始於購房。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遊走全國的溫州人就在各地形成了無數個溫州街、溫州村，勾畫出獨特的經濟人文景觀。20世紀90年代初，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以南5公里大紅門南苑鄉的溫州村，鼎盛時期人口超過了10萬。同時，大凡溫州人聚居人數較多的城市都有自發組織的溫州商會。溫州人在異鄉抱團聚居的流程大體是這樣的：一位溫州人或一個溫州家庭漫遊到某地，一旦稍稍立穩腳跟且發現當地有商機閃動，他往往會很快向自己的血緣親屬或非血緣的鄉親發出類似的資訊：此處錢多、人傻，速來！於是一發不可收，一傳十、十傳百，雪球迅速越滾越大。

在催生這一極具特性的群商現象的諸多因素中，有一點是很容易被分析者忽視的。正因為溫州商人普遍出身低微，曾經實力薄弱，雖然他們贏得過“螞蟻雄兵”的美譽，但螞蟻終究是弱小的，弱小者———尤其是客走他鄉的弱小者———就必須互相溫暖。這如同早期人類的集體狩獵，彼此依靠才能有力量。如果從這樣一種生存本能的淵源視角去解讀溫州購房團，其行為方式恐怕就無可指責了。

還有需要一提的是，充足的資本顯然是大規模炒房的前提條件之一。經過20餘年的打拼，溫州人已成為中國“最有錢”的區域群體。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就無須再費筆墨了。

“天使”還是“魔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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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