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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情複雜的質疑中再次被無可選擇地推到了聚光燈下。這是一次極特殊的“溫州熱”，事關溫州興衰，甚至影響中國改革的沉浮。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拐點，以中共十四大召開為契機，作為公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啟蒙老師的溫州人走上接受鮮花和掌聲的前臺。1992—1994年，攔都攔不住的第三輪“溫州熱”蓬勃而起，到溫州參觀取經者累計達50萬人次。

———以中共十五大宣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及隨後舉行的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這一重要論斷載入修改後的國家憲法為里程碑，中國民營經濟的首席代表溫州幾經磨難，終於修成正果。1997—1999年，與本次思想解放相伴隨的，是第四輪“溫州熱”。僅十五大召開的當年，到溫州的參觀考察者就達近10萬人次。

第五輪全國性“溫州熱”的主角正是溫州炒房團。從某種意義上看，其聲勢和震撼力並不亞於此前任何一波。首先是媒體的傳播量。有學者曾聲稱做過統計，截至1998年的改革開放前20年，全國各地媒體有關溫州的新聞報道總量約在1萬條次左右。由於時間跨度大、篩選難，做這樣的統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我們有理由對其結果的準確性表示懷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四輪“溫州熱”媒體報道的總量遠遠少於溫州炒房團的曝光率。支援這一結論的事實是，近五年間，中國媒體尤其是都市類媒體的家數已呈幾何級增長。更關鍵的是，網際網路技術的迅速發展，為媒體之間跨時空的工業化流水線式的巨量複製和克隆提供了平臺。其次是話題關注者的廣泛性。前四輪“溫州熱”的核心主線是鮮明的溫州“姓資還是姓社”之爭，話題不可謂不重，內涵不可謂不深，但恰恰由於其“重”、其“深”，帶來了話題關注者的高階化。而房地產則不同，它是一張巨大的網，觸動著上至中央、下及城市邊緣每一個平頭百姓的敏感神經。其相關利益的直接性和個人化，決定了話題關注的最廣泛基礎。作為中國房地產大牛市期間最活躍的群體，溫州炒房團註定將成為利益各方議論紛紜、無法繞開的焦點。

從媒體追蹤報道的角度梳理，溫州炒房團的稱謂經歷了從“看房團”到“購房團”再到“炒房團”的微妙演變，其前世今生大抵可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一是2000年前後，溫州購房者的身影開始在一些媒體上若隱若現，但並未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二是2001年8月18日，由《溫州晚報》組織的第一支媒體購房團抵達上海，至此溫州購房團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頻頻亮相，並在他們開赴一座座城市的鏗鏘腳步聲中不斷激起越來越炫目的浪花；三是2003年下半年“非典”陰影日漸消失，隨著中國樓市進入價格飛漲的瘋狂期，大小媒體也同時進入了“言必稱溫州購房團”之時，神秘買家滿天飛，駭人內幕連珠響，報道再報道，轉抄再轉抄，幾近沸點；四是2004年4月初驚爆溫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團的資訊，事件發展陡然白熱化，一般事實類的報道迅速讓位於觀點鮮明、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真可謂鋪天蓋地、彈如雨下，密度之高几乎令人窒息。

關心中國改革程序的人士至今還清晰地記得，20餘年間，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和一群人曾經像溫州和溫州人那樣引發過如此激烈的大辯論，“資本主義骯髒的搖籃”是他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典範”也是他們，黑白分明，水火難融。不幸的是，溫州炒房團再次重演了“天使”與“魔鬼”的悲喜劇。

【天使派】

———“向溫州人學習”（2004年4月8日，新華社，節選）

我國改革開放程序中，敢為人先的溫州人留下了許多創舉。此次“溫州購房團”現象再次給人們上了一堂市場經濟課。溫州人在房地產市場一不偷二不搶三不騙，沒有采取任何不健康不道德的手段投資房地產，我們應該以理性和寬容的態度看待他們。溫州人捕捉商機的本領值得人們學習。

商機是要靠發現的。同樣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為什麼溫州人會不斷捕捉新商機，而許多人卻對此熟視無睹呢？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捕捉商機的本領提高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才會更加繁榮。

———“應為溫州購房團發獎章”（2004年4月8日《南方週末》，北京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節選）

溫州炒房團應被稱為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勇於創造和探索的英雄。政府要做的是盡全力保護和鼓勵個人在市場中的活動與行為，併為這種交易行為創造優惠條件和開綠燈。尤其是當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