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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像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溫州不是“造”出來的，而是“賣”出來的。這就造就了溫州人商鋪情結的現實土壤。對遍佈各地的70多萬經商戶來說，商鋪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工具，屬生產資料，而住宅雖然在房價猛漲的背景下也有了投資生財的屬性，但終究應該歸於生活資料。溫州人普遍認為，即使從投資角度看，商鋪與住宅還是有著明顯的優劣區別：第一，投資商鋪比投資住宅更具有穩定性；第二，住宅隨著房齡增長將降低其投資價值，相反，好的商鋪會因商圈的發展成熟而不斷升值；第三，商鋪具有高回報率，平均比住宅高出5個百分點；第四，投資商鋪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投資潛力也就更大。目前各地炒作住房能賺大錢已人所皆知，但商鋪投資的概念還較淡薄，先行一步獲利空間自然相對較大。

炒鋪甚於炒房，溫州人自有溫州人的道理。這一字之別，卻被許多激昂慷慨的溫州炒房團批判者們忽略了。

“誰唱炒房大戲主角”之辯

“豪客”、“大鱷”是許多人在描繪溫州炒房團時用得最多的字眼，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強烈的不容置疑的印象，參與炒房的都是前些年靠經商辦廠發了財的溫州精英級大老闆，他們出拳重、下手狠，無往不勝。

隨後的推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溫州大量創業者及民間資金介入炒房領域，凸顯溫州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資本出現流向性轉移，溫州經濟空洞化、泡沫化危機四伏。2003年8月之後，“溫州模式不行了”的灰色憂鬱頻頻出現於報端，有關報道的標題讓人的心都提了起來———“溫州模式要在輓歌中落幕？”“溫州經濟怯步：溫州模式即將沒落？”“溫州衰落中的反思”。這些論點的主要依據是溫州GDP增速的下滑：杭、甬、溫歷來佔據浙江經濟前三甲，優勢難以撼動，但2002年，溫州的GDP增速出人意料地跌落到全省第七位；進入2003年更是每況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數第二，7、8月份則連續倒數第一；2004年1月，在杭州、湖州、紹興三市工業總產值增幅達20％以上的情況下，溫州居然下降了1。9％。

溫州老闆拿著大把的鈔票都去炒房了，溫州經濟能不沒落嗎！人們對曾經創造改革神話的溫州模式越是讚賞，溫州炒房團的罪孽就越是深重，而這一懸疑也就越是有了說個清楚的必要：到底誰在炒房？究竟誰是溫州炒房大戲的主角？

面對人海茫茫、區域廣泛並純屬個人行為的資本暗流，而又沒有官方權威的統計資料，任何專業調查機構都會對精確地給出答案感到棘手。以下幾則個案片斷也許有助於我們觸控到溫州炒房者的脈動，算不上全面，卻很真實。

【炒房者片斷一】　大巴VS私家車

2003年9月，炒房目的地———安徽蕪湖。出發前，作為本次溫州購房團領隊的謝先生心煩了好幾天。團員家庭資本背景參差不齊，按他用旅行社的行話歸納，一撥是數十萬元經濟型的，另一撥是百萬元以上豪華型的，對於如何出行爭吵個沒完。複雜問題有時需要簡單處理：購房團一分為二，經濟型為第一分團，統一乘坐大巴；豪華型為第二分團，自帶轎車列隊前往。出發！

“階層”分類清清爽爽，頗具優越感的私家車一族自然是笑聲朗朗，一路好心情。但這樣的力量對比在回程時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本次購房戰報顯示，豪華團下單僅2套，金額48萬元；而經濟團下單14套，總金額380萬元，差不多是豪華團的8倍。

雖然在路途中，經濟團的一些人為了盒飯的質量竟然還要與他這個領隊評理，可面對沉甸甸的購房戰報，謝先生不得不承認，這才是最可愛的人。

【炒房者片斷二】　“講政治”的吳太

稱她為吳太，其實她年齡並不大，才40出頭。十幾年前剛嫁人時，她沒有更多的本錢做大買賣，和先生商量了半夜，一咬牙買了輛計程車。誰料想，如今在溫州一本計程車營運證連帶車身被炒到了百萬元，吳太水漲船高，算是“有產”了。加上身體狀況也不如從前，她乾脆把車租給了別人，每年坐收近10萬元租金。

閒著無事，吳太就每天顛到市區松台山公園打打太極拳。雖然極少出遠門，她對外界的市面卻拎得很清，炒房這樣的大事是無論如何不會落下的。哪裡的房子最能賺錢？吳太堅持認為，中國是一個講政治的國家，未來幾年最大的政治是什麼？你不知道吧？———當然是臺灣統一！福州、廈門離臺灣最近，臺灣一旦統一，那些地方房價上漲最快。

終於，當地有機構組織了一次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