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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團，吳太興奮了好幾天，但又想省下近千元的參團費。巧了，一起在松台山打太極拳的一位小姐妹也計劃隨團去福州。吳太馬上從銀行裡提出10萬元，一甩手交給這位小姐妹代為購買，就如同託鄰居張大媽到菜場代買兩根洋蔥。

再後來，這位小姐妹真幫她買回了一套房子，還掏出一張福州地圖，比畫了半天告訴她房子在哪個地段。吳太沒去過福州，自然是聽得雲裡霧裡，但她堅信：這單生意包賺不賠。講政治，一定沒錯的！

【炒房者片斷三】　三個女人一臺戲

就像吳太一樣，溫州女人與炒房可不是一般的關係。當地有關部門的一項調查說，2003—2004年，溫州各類房展會差不多每個月舉辦一次，由於溫州炒房團聲名大振，全國各地的樓盤蜂擁而至，幾乎佔到這些房展會參展樓盤的95％以上。據房展會上的抽樣測算，看房者中女性約佔70％—80％。她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看得細，問得清，捨得花大把的時間。一個三天的展會她們甚至可以來來回回轉悠上兩天半，若是沒有平時逛時裝店、百貨商場使她們養成的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優良傳統，誰能撐得住？

你可別因此以為溫州女人只有繞著灶臺轉的本事，殺遍全國的炒房團中，她們嬌小的腰身也隨處可見，比例極為可觀。正是緣於此，2004年“三八”節，《溫州都市報》牽頭成立了轟動一時的溫州“太太購房團”，成為足以在中國市場經濟史上留下曼妙一筆的炒房“娘子軍”（這段有趣的事實將在此後的第三章詳細描述）。

女人在溫州人的財富故事中的確可圈可點。十年前，一位新華社記者就曾在一篇題為“溫州麗人多老闆”的報道中由衷地讚歎：“唯有市場經濟才為男女平等造就了真正的舞臺。”後來，該文還被收入了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大型畫刊《中國婦女》，引得白面板、黑面板的各國女人們好生羨慕。當然，我們更願意將這類讚歎理解為一種美好的祝願，畢竟，在刀光劍影的溫州生意場上，更多地瀰漫著的仍是嗆人的菸草味，炒房軍團應該可以視作一個例外。

一位多次參與炒房的炒房團“職業領隊”對溫州炒房者主體人群做了這樣的概括：“有點錢又有點閒”的人。主要包括，來自永嘉、蒼南、樂清等農村家底殷實的各類小業主；公務員及其親屬；社會中介機構中低階白領；成分複雜的城鎮閒雜人群。其中女性比例高，購房行為往往憑直覺，隨意性強，非理性色彩濃郁。他們對炒房資訊的獲取和研判遠遠不如人們想像的靈敏、精確。之所以組團購房，重要動因之一就是希望下單時有人可以商量，並同進同退。他們相信一個人買房難免會看走眼，而集體看中的準沒錯。

這一切，早已預示著溫州炒房團絕非外界廣泛傳聞的那般神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他們在四處攻城略地的風光表象背後，往往是被“套”甚至被“騙”的一把辛酸。

2003年7月15日，300多名溫州人在兩小時內與蘇州市大學生公寓開發商簽訂了預購協議，將該樓盤470餘套房子頃刻瓜分一空，並每套交納了9000元訂金。三個月後，他們沒有等來約定中的正式購房合同，而是開發商單方取消定購的一紙函件。有知情人士分析，突發變故的原因，極可能是三個月間，該樓盤周邊住宅價格已猛漲至每平方米4200元左右，大大高於溫州人預定該樓盤的2100元均價。但當時溫州購房者竟然都沒有注意到原預購協議中的一個重要條款：“若超過三個月未能簽訂購房合同，則由開發商退還定金，並按銀行同期同檔貸款利率給予補償。”徒勞的奔波，無望的交涉，杭州《每日商報》在報道中驚呼：“在全國各地所向披靡的溫州購房團，這一次卻著實讓別人給‘下了埋伏’。”無獨有偶，2004年初，另一家媒體的記者在調查瀋陽一個著名商業廣場投資者因被套牢而將開發商告上法庭的事件時無意中發現，數百名業主中，溫州炒家至少佔了三成。

的確，在炒房軍團的著名案例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真正的溫州老闆的身影，也只有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催生耗資巨大的“爛尾樓的春天”。然而，從總體來看，在20多年來靠製造業打出一番天下的溫州，在濃厚的以實業論英雄的商業理念氛圍之下，溫州老闆們始終把炒樓生財視作缺乏榮譽感的“偏食”。

45歲的炒房者吳春波可以算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1986年，出生於“中國皮都”溫州平陽縣水頭鎮的吳春波以兩三萬元起家，十幾年後，其製革小作坊已一躍成為年產值1000萬元以上像模像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