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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兩位聖賢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國的奧秘，作為一種私下交流，他們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對方治國辦法的消極後果，給人們留下了深長的體味。

兩位聖君治國的辦法都集中在用人問題上，這是他們共同的奧秘，足見用人一事在國家治理上的極端重要性。但兩位聖君具體的用人方針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魯國的用人方針是近親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齊國的用人方針是尊賢人，尚功臣。“親親尚恩”的方針保證了魯國政權會掌握在那些親近有恩的、魯君信得過的人手中。然而，這一方針侷限了用人的範圍，放棄了大視野中的人才選拔，那些親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當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執掌了國家政權後，必然遲滯國家的發展，使國勢日益削弱。而“尊賢尚功”的方針則把用人的著眼點放在賢能和功績方面，它保證了國家執政者有較高的能力水平，從而保證了國家的發展強大。但這一方針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績，有可能忽視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場，因而難以防止異己分子竊取權位。

兩位聖君相互指出了對方用人方針必然導致的消極後果，也許他們都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一點，許多年之後，由於兩國各自用人弊端的長期積累，魯國衰弱得僅能保持自立，最終被楚國所滅，而齊國在國勢強大的同時發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歷史事實證實了兩位聖君的先見之明，也證明了兩種用人方針各自的優劣點。

應該說，周公旦提出的“親親尚恩”原則，完全是以“天下為私”為用人的著眼點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思考治國問題，自然是寧要屬於我的弱小，不要屬於他人的強大。對於受封的國家，寧可犧牲其強大，也要保證對自我的所有，這是魯國聖君合乎情理的選擇。然而，在“天下為公”的社會中，這種“親親尚恩”的原則就幾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為公天下對於人們無親疏之別，如果以執政者個人的親疏決定用人的取捨，則又不是真正的天下為公。周公旦用人原則的現代意義，在於它提出了一條“德”的標準，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標準相對應，構成選人用人上的兩條重要原則。

兩位聖君治國的奧秘和各自的失誤告訴人們，在選人用人上一味地強調德，則會使庸才執政，削弱國家；如果一味地強調才，則可能使國政失手他人。這一道理深刻地啟示人們用人上應該防止的兩種偏頗態度，揭示出了治國理政的真正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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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劌：看重銳氣，知己知彼

齊桓公爭得君位後，派人向魯國索要齊國“囚犯”管夷吾，得到後即任為相國。魯莊公受齊國愚弄，準備興師伐齊，齊桓公派大將先行伐魯，兩軍於公元前684年戰於魯地長勺（今山東萊蕪東北）。《左傳？莊公十年》記載了魯人曹劌協助魯莊公指揮戰鬥並取得勝利的謀略活動：兩軍相對，魯莊公準備鳴鼓進軍，曹劌認為還不到時候，加以制止，等齊軍鳴了三通鼓之後，曹劌才讓莊公鳴鼓。魯軍衝鋒進軍，齊軍大敗而逃。莊公準備下令追擊，曹劌說：“先彆著急。”他下車察看齊軍的車轍，又登車憑軾遠望，然後對魯莊公說：“可以追趕了。”魯軍於是開始追擊。

魯軍取勝後，曹劌向魯莊公解釋取勝的原因說：“作戰靠的是勇氣，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氣竭。齊軍三鼓氣竭時，我們正一鼓氣盛，所以能戰勝他們。”曹劌又向莊公解釋所以要察看後再追擊的原因：“大國多詐難測，恐怕有埋伏，以詐敗引誘我軍，我見他們後退的車轍雜亂，又望見他們旌旗倒下，知道他們是真的敗退，所以才讓您下令追擊。”

長勺之戰體現了魯人在軍事活動中對士兵銳氣的重視，反映了他們利用進攻的時間差創造雙方士氣差的謀略思想；同時體現了他們謹防敵詐、慎重追擊的用兵等謀略。近二百年之後，孫武對長勺之戰中體現的類似的軍事謀略做出了深刻的概括：

第一，孫武在《孫子兵法？軍爭篇》中提出：“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軍爭篇》）後人梅堯臣註釋雲：“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張預註釋雲：“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