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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當時感覺總理已離我們而去了。總理所留下的主義，正待我們去發揚光大，於是就發生了一種動機，要把總理的主義，分析綜合，而著成一有系統的書。這便是著作本書的發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對鮑羅廷破壞廣東大學而離粵。此後任教武昌大學及武昌商科大學，因為教務冗忙，這種志願，終沒有達到。15年9、10月之間……其時我服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書傍午，更無暇從事著述。16年1月，奉蔣介石先生之命，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共產黨惲某（指惲代英——筆者）為政治總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產黨徒。我以為三*義一課，如果聽共產黨徒講授，難免其曲解和惡意的批判。所以雖身兼數職，事務繁難，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講授三*義。因此，就草擬了講授大綱。這便是本書的擬稿。……同年5月，因為反對共產黨潛行到寧。時南京正創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介石先生命為該校政治總教官。因為工作較閒，於是著手著述。這便是本書的著筆。在寧著成總論和民族主義兩章。8月，介石先生下野，學校改組，我就回到上海。在滬住了兩週，著成民權主義一章中的最初兩節。旋接（戴）季陶先生電約，任教廣州中山大學，在粵小住月餘，完成民權主義一章。11月，因粵變返滬。在滬又作成民生主義的一部。應南京中央黨務學校之請為短期的講演，在南京住了兩星期。這兩星期中，於授課之暇，作成平均地權一節。16年1月之後，雖然都在上海，但是因為編輯《新生命》月刊的關係，時作時輟，沒有繼續從事本書的著作，直到3月初旬，才作成節制資本一節，而全書因以告成。

筆者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將他誣衊共產黨的文字也不加刪除，其目的不過是為了如實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的目的。其目的不過是歪曲孫中山先生三*義思想的本意，假借三*義，反對共產黨人所主張的*主義。

第一，周佛海在大談所謂的三*義時，根本不談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的新生，國民黨在組織上的發展，以及以北伐戰爭為中心的國民革命的勝利，都是由於執行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結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宣告：“國民革命的運動，必特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農夫、工人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主辦《新生命》（4）

但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之後，卻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工農群眾的組織，如工會、農會被取締，工農領袖或被屠殺，或被投進監獄，工農群眾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獲得的權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活動和鬥爭，都被禁止和遭到*。工農大眾以至各階層民眾，依然處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殘酷壓迫之下。於此，哪裡有任何民權、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義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謂主義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否認*主義真理的普遍意義，叫嚷*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他誣稱，*主義是“舶來主義”；由於時間和空間的差異性，而不能行一個完全同一的主義，因此，“就不應該生吞活剝或削足適履的盲從舶來的主義，也不應該妄思踖等的夢想實現將適用的主義”。他說，這首先是因為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社會所發生的問題，不一定完全一樣。各時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環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問題存在。即使是發生的問題是一樣的，雖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適用於一時代一地方的主義，不必適用於別時代別地方，“列寧的共產主義，最大限度，也不過適用於俄國。”

同時，由於主義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時間和空間，不能行兩個以上的“主義”。如果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行甲、乙兩種不同的主義，結果，不是甲主義消滅乙主義，便是乙主義消滅甲主義。“一定內容，一定性質的問題，在一定時間，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種內容一定，性質一定的主義去解決”。否則，拿兩種內容不同，性質各異的主義，“去解決一個性質一定，內容一定的問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強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糾紛。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兩種主義中的一種，排出別一種，自己去解決要解決的問題。”

按照周佛海的邏輯，既然*主義是由別國產生的主義，當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話說，便是“在中國這個地方，在現在這個時代，除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