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中國卻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說，在中國既不能採取階級鬥爭的手段，去推翻地主買辦階級的政治統治，也不能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動的統治者“以和平的、漸進的方法，謀經濟組織的改良。”46

主辦《新生命》（2）

接著，周佛海又在第2號和第3號上，分別發表了《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民族主義之科學的說明》兩文。

周佛海竭力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塗脂抹粉，粉飾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在《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一文中，在大談近世的資產階級的所謂“*主義”之後，宣稱：“中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自然是近世*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且是近世*主義中最進步最完全的一種主義。”他說：正因為如此，他不是虛偽的資產階級的*主義，而是“主張國內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乃是主張一切人民，在經濟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稱國民黨的民權主義，是一種“全民政治意義”的民權主義等等。

在第1卷第11號和第12號上，周佛海連續發表了《三*義的本體》和《社會現象的互動作用及其動因——再論三*義的本體》兩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義的“民生史觀”，大談所謂“三*義的本體”；竭力否認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只要階級的存在，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剝削和壓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階級間的矛盾與鬥爭，在階級社會中，絕沒有任何政治、經濟乃至民族間的一律平等。他宣稱“第一，*、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都不過是民生問題的表現，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只是一個民生問題。第二，民族、政治和經濟他們本身發生和發展，都是以民生為最後的動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現象的動力，歸根到底，只是一個民生。”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三*義只有一個出發點和歸宿點。三*義的出發點，在解決民生問題，三*義的歸宿點，在保障民生。所以三*義，歸根到底，只是一個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民生主義的手段。”47

周佛海自知他的這一套“理論”，無法說明為什麼在人類歷史上有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由此而發生的階級鬥爭，以至民族間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會現象。於是又以《社會現象的互動作用及其根本動因——再論三*義的本體》為文，對謬論進行“補充”。他聲稱：“民生的含義”，有兩個要素：“第一，是人類求生存的慾望與意志；第二，是人類求生存的技術與方法。”在這“兩個要素”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術”，這是“社會進化的決定動因”。他說：人類生活的歷史，“乃是和自然鬥爭的歷史，乃是和自然爭支配的歷史；社會進化的歷史，根本上，乃是人類戰勝自然的歷史。”因此，“人類要維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術”，否則將“終為自然所消滅，強烈的生存慾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邏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絕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鬥爭，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術”，就可以滿足和實現“生存慾望”了。

除此，周佛海還先後發表了《評日本人論三*義的原理和實行》（第1卷第4號）、《民眾組織民眾訓練和民眾運動》（第1卷第6號）、《日本的危機和我們的努力》　（第1卷第7號）、《革命青年應有的認識和努力》（第1卷第9號）、《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及建設事業和民眾運動》（第1卷第10號）、《中國經濟問題之三*義的考察》　（第2卷第3號）、《總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號）等文章，並先後出版了《三*義的基本問題》、《三*義論叢》等小冊子。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主辦《新生命》（3）

與此同時，1928年4月1日，還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寫的《三*義之理論的體系》。這本書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連續三版印刷，3個月中，便銷售了4萬餘冊。

周佛海在該書的《自序》中，曾對此書的寫作意圖及成書的經過，作了如下的說明：

這本書的著作，是發意於廣州，擬稿於武漢，著色於南京，繼續執筆於上海、廣州、南京，最後完成於上海。

民國13年5月，我從日本返國，應戴季陶先生電約，赴粵襄助中央黨部的宣傳工作。旋為廣東大學聘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離開廣州。14年3月13日，得到訊息，知總理已逝世於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