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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即預備會議的最後一天，突然向會議提出《催促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案》及《個人引退之附帶宣告》。汪的提案為預備會議透過，決定由蔣介石籌備，於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

周佛海隨蔣介石之退而退，也隨蔣介石之進而進。蔣介石宣佈下野之後，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組，周佛海辭職，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應戴季陶之邀，赴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廣州事變發生後，他又回到上海。由於蔣介石即將重新上臺，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辦一個刊物，並由周佛海負總責。1928年1月，蔣介石東山再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即派周佛海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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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新生命》（1）

蔣介石下野之後，不僅為其重新上臺在外交、軍事、政治等方面進行準備，而且也為其上臺進行輿論準備，為其實施*統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製造理論根據。因此，在他下野之時，就指令周佛海、陳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等人為其創辦一種理論性的刊物，並由周佛海負總責。周佛海等人把這個刊物，起名為“新生命”，作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雜誌於1928年1月在上海創刊出版，由“新生命書局”發行。地點在霞飛路〔今淮海路〕霞飛坊19號。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總計36期。它的創刊與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號發表的《三年來之本刊》一文中所說：“本刊的創刊，是在全國督促本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四次全會開會的時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國屬望本黨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四次全會開會之後。”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實行*清黨，是對孫中山的三*義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卻以宣傳與鼓吹所謂孫中山先生的“三*義”相標榜，宣稱其主旨“在與反動的右傾與危險的右傾相鬥爭，為全黨建立科學的三*義的理論。”44由戴季陶撰寫的《發刊詞》也聲稱：“闡明三*義的理論，發揚三*義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個使命。”

周佛海作為《新生命》月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該刊發表了大量文章。在創刊號，周佛海發表了《今後的革命》和《民生主義的特點》兩篇文章。

在《今後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反蔣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國共產黨。他聲稱：過去的一年，國民革命軍的努力，發展到長江、擴張到中原和西北，中國的版圖三分之二以上，都隸屬在*幟之下，因此，“過去的革命，不能不說有相當的成功。但是事實上，黨的主義和政策，沒有實行，黨的信用，因而墮落；黨的軋轢和分裂，繼續增長，黨的中心，因而失墜。黨的信用墜落和黨的中心失墜，使黨的環境更加惡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艱難。”

周佛海不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孫中山的三*義和三大政策，卻汙衊是由於“有些地方，政權黨權，為共產黨徒所劫持”。他汙衊說：“自從武漢黨部和政府，被共產黨劫持之後，黨的中心，突然失墜。直到現在，沒有事實上能夠統一指導全黨的中心。”

那麼，今後國民黨應該如何“革命”呢？他說，首先在民眾運動方面，必須打破共產黨對民眾運動的領導，即他所誣稱的“把持”。在黨的方面，“就是要建設黨的理論，嚴密黨的組織，實行黨內無派的原則”。所謂“建設黨的理論”，就是要“確定一個三*義的中心理論”。45也就是說，要同共產主義的理論進行鬥爭。

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解釋了他的三*義學說；只有重新解釋的三*義，才是孫中山先生三*義的精髓，而且這種三*義是與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運動的三大政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任何將二者分裂的三*義，都是違背孫中山先生本意的三*義，是假三*義。

關於“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解釋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其含義是明確的，即*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但是，周佛海卻玩弄偷樑換柱的手法。他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很不易簡單概況答覆的問題”，其原因是由於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會，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說，即以*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而論，也都包括在“民生主義”之內，只是實現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說*主義是以階級鬥爭作為實現的手段，但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