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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行營第二廳第四科上校科長、重慶行營上校秘書、少將副廳長。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簡任秘書。　txt小說上傳分享

低調俱樂部（4）

周佛海時住南京西流灣8號私宅。這所房屋於1932年4月動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於12月搬入。由於是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後的建築，為了防備中日戰爭再起時能躲避轟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這在當時的建築物中是不多見的。房舍周圍三面池塘環繞，池堤滿栽垂柳，屋旁還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楊，映著春水綠波，環境異常優美。因此，周佛海的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員常來聚集的地方。特別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後，陶希聖、梅思平、羅君強等則乾脆住在此處，其餘人員有的每天必來，有的也不時來此。於此，西流灣8號便成了“低調俱樂部”的辦公處，汪記賣國投敵運動的發源地。

他們首先進行的活動，便是千方百計阻止蔣介石抗戰，並努力傳播他們與日本妥協，實現“和平”的主張。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訪陶希聖，密談華北戰局問題。他們一致認為，須立即開始對日外交活動。是日上午，蔣介石將宴請出席廬山談話會的學術界名流胡適、陶希聖及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周佛海便決定藉此機會，託胡適與陶希聖向蔣進言，提出“和平”意見，周佛海認為：由胡適、陶希聖以貴賓地位向蔣進言，比他以部屬地位說話，要方便得多。

午宴時，陶希聖與胡適照計而行。但是，由於主要是蔣介石不停地發表抗日主張，“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援6個月”，胡適、陶希聖等人，則極難說話。因此，午宴進行中未能表述意見，只是在宴會結束，胡適在告辭時才向蔣介石表述：“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106

高宗武1932年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講授政治。由於他擅長詞令，又對日本政情有相當的瞭解，他關於中日外交的論文，曾被幾家報刊登出。蔣與汪精衛都對高宗武很欣賞，1933年汪精衛兼任外交部長時，就讓高到外交部工作，由專員、科長一直提升到亞洲司司長。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間就華北與偽滿洲國進行通車通郵談判時，就是由高宗武與日本之間進行的。高所主持的亞洲司，其主要職責也是與日本間的外交折衝。高宗武是與日本進行妥協外交的能手。

蔣介石在聽取了胡適的建議後，當即表示：說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談話”。據胡適說，後來高宗武來看他時，告訴說當日蔣已找他去談過了。107

午宴進行時，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談話結果，直到下午2時30分，陶希聖才回到西流灣8號，向周佛海報告了談話經過。並向周建議在目前全國抗日情緒高漲的形勢下，不可操之過急，仍須忍耐。周佛海聽到胡適不僅提出了建議，而且蔣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談話的訊息，感到與日本進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頗感欣慰。並且非常同意陶希聖的意見，“此時不宜在蔣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108

其後，周佛海又去策動青年黨的左舜生，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和《大公報》的張季鸞等人，去向蔣介石進言，要蔣介石對日本的抵抗適可而止，儘量妥協，談判解決，絕對不要擴大事態。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時，對日本《華文大阪每日》雜誌社記者發表談話時，回憶當時阻止抗戰的活動時，曾有如下之供述。　。　想看書來

低調俱樂部（5）

他說：我由廬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廬山的狀況，以為中日事變必走向擴大的一步，而非常的憂慮。因此，我便與自己的友人胡適、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說我是蔣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對蔣介石建議。我以為必須懇託在野名流的胡適，以及青年黨的左舜生，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和《大公報》的張季鸞等青年黨、社會黨的民間各黨各派領袖，向蔣介石傳達反對擴大事變的意見。

有一天，我計劃先讓張季鸞與蔣介石會晤，然後再讓左舜生和國家社會黨李璜兩人與蔣介石會晤。最初張季鸞想要說服蔣介石，便進入了蔣介石的屋子，約歷一小時後，便出來了。在張氏出來後，左舜生和李璜將要進入蔣介石的屋子時，（張氏）即向他們說：“我想去說服蔣介石，但終為蔣介石說服了，我們是書生，所以反被他說服了。你們就是去見他，也沒有用處哩。一切都委諸蔣介石好了。”話雖如此，他們也去見了蔣介石了。他們雖不被說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