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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戰爭。”101

周佛海在廬山談話會期間，曾與汪精衛及同樣主張妥協的陳公博、北京大學教授陶希聖、原江寧實驗縣縣長梅思平等人，就華北局勢進行了廣泛的商談。他說：“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102

他說，當時人們對抗戰的形勢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而他研究的結果，則認為第三種看法是對的。

不容否認，抗日戰爭是弱國對抗強國的戰爭。但是，戰爭的勝負，不僅決定於強弱一個方面，要從多方面的關係去分析。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指出的那樣，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除了強弱對比之外，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只要堅持抗戰，必然取得最後勝利。

低調俱樂部（3）

周佛海是個民族失敗主義者，他只看到中國弱的一個方面，而且儘量予以誇大；他又是一個崇洋主義者，只看到日本強的一個方面，而且儘量予以誇大。他更看不到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來，“中國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當然是要愈益困難的。但是，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已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他說：也許日本會崩潰，但是中國崩潰在前。想在日本崩潰之中，尋求中國的最後勝利，完全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的幻想”。103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後，照他的話說，“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的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復和平的關係”。104

周佛海所說的許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適、陶希聖、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羅君強等；武的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兼江西省長熊式輝等人。由於他們這些人經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劃如何反對抗戰的“高調”，如何與日本“恢復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調”，外間便對他們有所議論，而他們自己便也毫不顧忌地把他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105

當然，這些人中，如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雖然對抗戰曾缺乏信心，但並沒有叛國投敵，胡適不久出使美國，更與周佛海之流脫離關係。而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羅君強等，則成了“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並追隨汪精衛逃離重慶，叛國投敵，充當了漢奸賣國賊。

周佛海與陶希聖早就相識，而且過從甚密。陶希聖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1927年初往武漢，先後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處處長及《黨軍日報》主編等職。時周佛海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周佛海時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間，既是上下級關係，又是密友。其後，陶希聖雖因參加汪精衛的改組派，辭去軍官學校職務，與周佛海在政治上發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動是從事教育。廬山談話會時，以北京大學名教授的資格，出席談話會。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抗戰前曾任江蘇省江寧實驗縣縣長、江寧行政區行政督察專業，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周與梅思平相識，始於1926年底。時北伐軍佔領武漢，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勢發展的影響，辭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職務，投筆從戎，到武漢參加北伐軍，周佛海派其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時，梅思平被聘為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授，後來又同屬於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成員，因此，兩人之間一直過從甚密。

羅君強是湖南人，*叛徒。周佛海與羅君強於1926年在上海相識。1927年周佛海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時，羅君強任政治部科員，由此，羅君強一直為周佛海的部屬及親信。周佛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訓部處長時，羅君強為該處主任秘書。此後曾歷任浙江省海寧縣縣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