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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出的八項主要條件，請其轉告中國政府。並於次日要德國政府“對南京施加壓力，使它接受這些條件。”並且建議讓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在向蔣介石報告戰局時鼓吹和平談判。”

11月3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電令陶德曼，將日本的“和平條件”通知蔣介石。並稱：“我們覺得那些條件可以被蔣介石接受作為開始談判的基礎。”128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轉告了日本所提的“議和”條件。11月9日，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指出“戰局的嚴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崩潰，共產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129

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戰爭的行動，即史稱的“陶德曼調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時授意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有兩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壞將要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這次會議是國聯諮詢委員會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決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國公約簽字國制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徑。對於這次會議，日本不僅拒絕參加，而且妄圖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國公約簽字國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干預。第二，妄圖藉此誘使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儘快結束戰爭，避免陷入長期對華作戰的泥淖。

廣田在11月2日接見狄克遜時，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項主要條件，即：

（一）承認滿洲國；

（二）內蒙古設立自治政府；

（三）在華北設定非武裝地帶和解決華北經濟利益和權力問題；

（四）擴大上海非武裝地帶，並由國際警察隊進行管理；

（五）　關於放棄抗日政策，應實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談判時所提出的要求；

（六）協力防共；

（七）降低關稅；

（八）尊重外國人的權利。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項基本條件，不知由於什麼原因，陶德曼在與蔣介石會見時，卻將其中的第一項，即“承認滿洲國”這樣一個重要條件遺漏了，直至12月22日，廣田再次會見狄克遜時，才對此作了說明。130

當時，蔣介石在聽取了陶德曼的陳述後表示：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對於某些條件，當然可以討論並覓取友好的諒解，但是隻有在這一點做到了之後。並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認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會議列強關切的物件，而列強是有意要在華盛頓條約的基礎上覓致和平的。”131應當指出，蔣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儘管如此，雙方的差距甚遠，陶德曼的“調停”也就無法成功。

促“和”失敗（2）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從蔣介石侍從室第二室主任陳布雷那裡獲知“調解無望”的訊息的，並得知蔣介石已決心遷都。11月16日，陶希聖從汪精衛那裡獲悉陶德曼調停的詳細情況，並立即轉告周佛海。他在聽了德國的調解方案後，認為“條件與戰前所傳者大致均同，並未因戰爭而特苛。”並對陶德曼所表示的“歐戰時德國有幾次可下臺，而威廉不願，致成以後一敗塗地之局，中國不宜蹈此覆轍之言”，認為“其言甚誠懇”。但是，“蔣先生竟拒絕考慮，不知其如此幹下去，究有何種期待也。”132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對於蔣介石拒絕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條件，是何等的不滿。

國民政府作出遷都的決定之後，南京國民黨及政府的各機構便紛紛離開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張治中、何應欽、邵力子、吳鼎昌、何鍵、熊式輝、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關乘船離南京往武漢的。

中日戰爭是弱國抵抗強國入侵的自衛戰爭，因此，軍事上的頓挫，戰事的一時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國土暫時的淪喪和城市的陷入敵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應由於此類情況的發生而悲觀失望。何況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有了國共兩方的團結合作，和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敵熱情，以及最終必將贏得國際上廣泛的同情與支援。這些都決定了中國人民的對抗戰，必將以中國取得最後勝利而結束。但是，充滿民族失敗主義情緒的周佛海，卻把軍事的失利、首都的遷移，當成“亡國之初兆耶”，以至對於前途“悲觀之至”，甚至認為“中國從今以後已無歷史”。11月18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