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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與汪精衛之間，在兩個重大問題上，主張完全一致。首先在對日關係上，兩人一致主張中國與日本只應為友，不應為敵。“冤仇宜解不宜結”，力主與日本妥協防止抗戰發生；第二在國共關係上，反對停止內戰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兩個問題，雖然有區別，但實際上是一致的，因為國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團結禦侮，共抗強敵；反對抗戰，必然反對國共合作。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汪精衛繼續重彈“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反對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衛曾說：“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他誣衊共產黨是“受了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推動中日戰爭。”120

汪精衛本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黨當局於8月15日將中央政治委員會停止，改設國防最高會議，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同時另設國防參議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而這兩個會議是以汪精衛為主席。但是，汪精衛與周佛海一樣，也是極力阻止對日抗戰。他說：“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121正因為他們的主張一致，周佛海便與汪精衛沆瀣一氣，並以汪精衛為領袖，利用其地位，進行阻止和破壞抗戰的種種活動。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擬定的須與日本開始外交的步驟及方式等計劃，都是透過汪精衛轉給蔣介石的。此後，當上海抗戰激烈進行之際，周佛海與汪精衛都認為必須開始與日本進行外交談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張由德國和義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122

日本對中國的武裝入侵，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戰事爆發後，曾有人主張對日本宣戰和絕交，國民黨當局曾就此進行討論。時任宣傳部長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對日宣戰，英美等國會藉此拒絕給予中國任何援助，對我不利，故不能宣戰，但主張絕交，則不能反對。周佛海則誣衊由中國提出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則我處挑釁地位”。123

10月13日，國防參議會開會討論對將要召開的太平洋會議的對策問題時，有人提出應與日本絕交。汪精衛聽到這種主張後，暴跳如雷，“謂絕交自我，則吾國必變應戰而為挑戰，國際同情我之形勢亦必大變。”並誣衊“主張絕交者，為破壞國家外交政策，雖謂漢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很同意汪的發言。他說：“此語與餘意正合。”　124

10月下旬，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在接見英國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鋒報》駐上海特派記者談話時表示，縱令上海與黃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國政府亦不願與日本休戰。中國的政治統一要求繼續抗戰，如政府僅因華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慮屈服，則政治統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閱讀了宋的上述談話後，深表不滿，竟稱：“宋之談話幼稚之點頗多，如此妄論，誤國不淺也。”125

上海抗戰爆發後，中國軍民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但是，由於日本不斷增兵上海，終致上海淪陷。

上海失守後，日軍繼續西侵，南京不保。面對如此形勢，15日晚，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決議遷都，以表示堅持抗戰的決心。會議決定，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步移武漢，第二步移衡陽。

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遷都《宣言》。指出：“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域性，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以後將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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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和”失敗（1）

日本帝國主義在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的同時，也施展其“中日直接談判”的外交伎倆。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接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日本隨時都準備與中國直接談判，假如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像德國和義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解決，日本也是歡迎的。”德國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並電令其駐華大使陶德曼轉告中國政府，德國政府認為：“就目前來說，（中日）直接談判比較有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亦且願意作聯絡的途徑。”127

11月2日，狄克遜再訪廣田弘毅，探詢日本對中日“和平”的條件。廣田面告了日本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