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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特社會主義”這些反*主義流派的主張，作為論述改造“精神生活”的依據。*主義認為物質決定精神，精神是物質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反過來可以推動物質的發展。周佛海卻毫無根據地說*主義太偏於唯物的，只偏重物質生活，而忽視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之後，甚贊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強調精神生活重要的主張。他說，據他個人的觀察，以為精神生活的改造，比物質生活的（改造）還要緊些。他把“精神生活的改造”比做“花”，而“物質生活的改造”，則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這顯然是倒果為因，違反了*主義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根本原理。

4月3日，周佛海撰寫了《社會主義的性質》一文，於5月15日刊登在《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0號上。他在文章一開頭便說：“我們如果把國內新出版物翻開起來看，差不多沒有一本沒有‘社會主義’四個字的。無論是他們宣傳他，或反對他，總可見近來的思想界對於社會主義這種東西，都熱心去研究了。”但是，他卻始終沒有看到對“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能予以正確說明的文章。為了使中國人真正瞭解社會主義，並研究實行的方法，所以特地撰寫此文，對於“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一問題，作個最明瞭的答案。所謂“最明瞭的答案”，不過是說明了“社會主義”的某些基本特徵；指出了“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別，以及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某些誤解；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平分現有的財產，而是為了“將來生產的富的問題”。

在撰述上述論文的同時，周佛海還翻譯出版和發表了日本室伏信高著的《社會主義與勞動組合》、《工行社會主義之國家觀》等論文，以及日本生田長江與本間久雄合著的《社會問題概況》及美國社會主義者希爾葵寫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等書。

1920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組織出版了《共產黨》月刊雜誌，周佛海以“無懈”的筆名，在第1號、第4號及第5號上，相繼發表了《俄國共產政府成立三週年紀念》、《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奪取政權》三篇文章。周佛海為何取名“無懈”？他對此從未作過說明，筆者分析：一方面是為了保密。因為他在日本上學，日本政府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是很防範的；另一方面從字面上理解，有毫不懈怠，奮發進取之意。當時的周佛海野心勃勃，也確實是氣概不凡。

從1919年到20年代初，隨著報刊宣傳與討論*主義的文章日益增多，*主義日益深入人心。但與此同時，*主義者與反*主義者之間，關於*主義是不是適合於中國，要不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等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周佛海的這些論文，是當時宣傳*主義，駁斥反*主義謬論的重要文字。這也表明，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與理解，在理論和行動上有了很大的進步。

周佛海在《俄國共產政府成立三週年紀念》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今天不是11月7日麼？這一天究竟出了什麼事呢？這就是俄國克倫斯基政府顛覆，共產黨——原名多數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為20世紀的世界革命，開一個先例的那一天。再說一句：就是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實現的那一天。因此，我們不單是為俄國共產黨的成功而紀念，也不單是為俄國人民得脫離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經濟上的不平等而紀念；乃是為世界革命的前途而紀念，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而紀念的。”

介紹“社會主義”（4）

他在文章中扼要介紹了俄國布林什維克黨的鬥爭歷史和政治、主張，介紹了蘇維埃俄羅斯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他說：俄國共產黨（多數派）所實行的主義，“確是真正的*主義”。他批駁了反對俄國共產黨（多數派）的種種議論，認為大多數議論“都是亂吠，毫無辯駁的價值”。他特別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駁斥了那種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和*主義相矛盾”的謬論。他說：“不錯！不錯！共產黨（多數派）現在是行無產階級的*主義，無產階級的專制的。”但是，這種專政是必不可以缺少的；“試問要把一個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推翻，另建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強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既倒，社會主義的社會新建，基礎未固，反對叢生的時候，沒有強制，是不是能維持？”事實說明：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缺的。”而改造中國，則必須“照著共產主義的原理”。

《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寫於1921年1月28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