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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首先宣告：“我們這個共產主義，並不是無政府的共產主義，乃是現在在俄國實行著的共產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嚇人嚇己，把我們叫做過激派的過激主義。”

周佛海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其目的在於批判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強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種種謬論。

周佛海指出：“無政府主義所反對的，第一是強權。”他說：強權這種東西，從歷史的角度看起來，確實是個壞東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並不是拿起來扶弱抑強的，乃是拿起來加強壓弱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要強權，試問：“我們要打破一切支配階級，要推翻舊社會一切的組織，究竟有什麼妙策？是採取不抵抗主義，人家打他的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讓給他打；人家搶他們的外套，他們就把內衣也脫給他；希望統治階級自羞自愧，來放棄一切特權呢？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為了“要推翻支配階級，打破舊社會組織，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而暴力革命，就是一種強權，是用強權來打破強權。既然“要用強權來革命，就不該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了”。不僅如此，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後，無產階級也必須用強權*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反抗，因為“根深蒂固的舊社會組織，並不是一時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他在文章中批判了無政府主義鼓吹的“人性都是善的”、把空想當成現實的錯誤觀點和不切實際的種種錯誤想法。指出，中國的改造必須以共產主義為“改造的目標”。

《奪取政權》一文，寫於1921年5月11日。周佛海在這篇文章中論述了中國應如何進行改造，也就是改造的手段問題。他說：我們應該用什麼手段來改造中國呢？“第一是奪取政權！”他認為，奪取政權這個問題，本來沒有特別作文說明的必要，因為他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唯一手段，對於*主義者來說，既然主張共產主義，當然要從奪取政權入手。之所以有再次論述的必要，主要就是由於無政府主義者“諱言政治”的緣故。

周佛海在文章中論述了無產階級要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就必須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如若“不把現存的政治勢力打倒，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的手上來，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礙，絕對達不到改造的目的”。他說，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反對一切政治，不獨反對過去、現在的一切政治，並且反對將來的一切政治。試問，“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產階級？有產階級推不倒，他們一切的理想是不是夢想？”不僅如此，“要把有產階級勢力連根剷除，還必須要有長期的壓制”，即以強權*有產階級的反抗。否則，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就會捲土重來。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然後才能照著自己理想的社會，一步一步建設起來。他說：“‘一切政治上的權力，都要歸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革命的信條，革命的標語。”

介紹“社會主義”（5）

與此同時，周佛海還撰寫了《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一文，發表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0年10月，英國哲學家羅素來到中國，先後在上海、北京、長沙等地發表講演，談到“中國須發展實業，振興教育”、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藉著羅素的名聲和言論，研究系的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向*主義者在理論上發起了進攻。為了駁斥他們所散佈的種種似是而非的言論，當時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李達、何孟雄以及陳獨秀等人，都發表了大量文章，給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給予了有力的批駁。周佛海此文，對於批駁當時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也起了一定積極作用。

周佛海說，羅素在他的講話中，有“中國須發展實業”的兩句話；反對社會主義的議論，也是以“中國現在宜發展實業，振興教育，不宜空說社會主義為論據的。”他說，他只想先就“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的關係”，說說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首先論證了中國現在既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又有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他說，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藉口中國資本主義尚未發展，“中國現在，簡直可以說沒有資本家，沒有勞動者”，因此，也就沒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對抗，因而也就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他認為，“這種議論驟聽之似乎有理，其實不然”，這是因為中國目前雖然是“近代工業不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未發展，沒有像工業發達國家那樣尖銳的“勞資兩階級的對抗”，但是，中國的近代工業總有發達的一日，問題是採取什麼方法發達近代工業。他認為我們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實業，在資本主義實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