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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專欄上。他在文章引語中，明確提出：“我們研究新俄國的建設的人，主要須注意的，就是俄國土地問題，因為：第一，俄國是個農業國，人口的大多數，都是農民，所以要研究勞農制度的基礎穩固與否，及它的前途怎樣，須先研究它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怎樣；第二，中國也是個農業國，將來於社會革命後，主要遇著的難問題，也有就是土地問題。所以現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們將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借鏡。”

介紹“社會主義”（6）

他在文章中詳細介紹了俄國土地的沒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農業的社會化、國有土地的經營、集體化的生產、農業的改良、農業社會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況。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寫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種怪現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號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雖然有高度的發展，但物質卻反而匱乏，物價昂貴，生活困難，失業者增多。他說這是什麼原因呢？是不是由於近代文明，由於機器生產本身而造成的罪惡呢？“不然不然，機器生產他本身，一點都沒有壞處，大規模工業化本身也一點沒有錯處。就他們的本身說，只有使社會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斷沒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難的。在內裡作怪，使生出這種怪現象的，乃是資本制度這個怪物”。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的種種現象進行了分析，指出：“要剷除近代文明底下的這種怪現象，就要先剷除生出這種怪現象的資本制度！”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寫了《從資本主義組織到社會主義組織的兩條路——進化與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號上。他以*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觀點，指出舊制度不會自己崩潰，新制度不會自然產生，必須以革命的手段，打破舊制度，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他說：“資本主義制度一發達到絕頂，他內裡的弊害，矛盾，也就要達到絕頂，於是資本主義制度就拿著自己的刀來殺自己，自然而然地要歸於崩潰，消滅，這個時候代資本主義而興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組織——不論你喜歡他或憎惡他，他都是要老氣橫秋地跑起來的。”

他說：自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社會主義的思想奔騰澎湃從西方流入中國的時候，既有反對者，也有維護者。但反對者則閉起眼睛頑固地反對，也不問社會主義是否以這樣頑固的反對，就可以不出現的；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則張開嘴巴籠統地主張，也不問社會主義是否以這樣的籠統地主張就可以實現的。他指出，當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主義，新思想剛剛傳入中國，出現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結果，“就是社會分為兩極端的階級——最富的資本階級，和最窮的無產階級——而對立。”階級對立的結果，必然爆發革命。“而戰爭最後的勝利，一定要歸人口最多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勝利，就是資本主義的滅亡，社會主義的實現。”

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不會自然發生，必須採用革命的手段。他舉例說：“社會主義不先實現於美，而先實現於俄，人家都以為是他（指*主義——筆者）的預言不中，其實由他學說的全體看起來，乃是當然的結果。俄國於資本制度發達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來行積極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會主義就因之實現。美國雖然資本制度發達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動還未發生；雖然也有不少同盟*，不過都是部分的、消極的，若照這樣下去，我恐怕美國的資本制度，就是再經幾百年，還是依然存在，還想什麼社會主義實現。”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1日出版）上，發表了：《難道這也是聽天由命的教義嗎？》、《狄克推多與農民》、《革命定要大多數人來幹嗎？》三篇《隨感錄》，指出社會主義是經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來的；革命的行動，都是由少數人先發，多數人附和，絕沒有由大多數人先發，少數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寫了《自由和強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號（1922年7月1日發刊）上。他在文章中論述了自由與平等，*與專政的關係。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對於有產階級的強制，假若放輕一點，他們的反革命運動，就要得起勢力來”，“他們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氣的來肆行殘忍暴虐的舉動，以窘迫無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加強對有產階級的專政，而不能空談什麼自由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