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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考慮，臨敵斬帥乃兵家大忌，渙散軍心，削弱牽制後金的犄角之勢，使皇太極消除了後顧之憂，坐收漁翁之利。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龍所言中：“將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於同室。”令人驚訝的是，袁崇煥在殺了毛文龍之後也流露出同樣的心情，在歸途中賦詩一首，不加掩飾地抒發了“同室操戈”的遺憾，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

誠然，毛文龍確有問題，比如飛揚跋扈、不聽節制、虛冒軍餉等。但是他在皮島和遼東有著不可替代的牽制作用，從全域性考量，是不應當處死的。他是後金軍隊南下騷擾的最大後顧之憂，似乎是有識之士的共識。負責監督兵部的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在讀了袁崇煥斬毛文龍的奏疏後，發表評論，在表示讚賞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毛文龍所在的皮島，離開後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問題，牽制敵人有點遙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順、金州等地，地勢險要，距離寧遠又近，屯重兵於此，平時可以壯大聲勢，戰時可以深入虎穴，已經無可奈何地認可毛文龍的轄區有牽制後金軍隊的戰略作用。兵科給事中宋鳴梧也指出，兵法強呼叫犄角之勢牽制敵人，如果運用得當，可以使後金“首尾狼狽”。即使袁崇煥本人也明白這一點，他說：毛文龍的東江（皮島）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是牽制敵人必須依靠的力量。

有鑑於此，後金始終把毛文龍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屢次派兵征剿難以奏效，試圖招降也沒有成功。皇太極無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煥幫他做到了，這就叫做“親者痛而仇者快”。

以後的歷史以慘痛的事實證明了這點。毛文龍被殺的直接後果，就是後金兵臨北京城下的“己巳之變”。這一事件從反面證明，毛文龍的牽制作用一旦解除，後金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長驅南下。袁崇煥因此而被捕入獄後，官員們紛紛評論。有的人指出：毛文龍的部將有背叛跡象，不勝驚憂，海島一旦落入敵人之手，足以成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處出擊。有的人因為毛文龍部將譁變，指責袁崇煥是假公濟私，當務之急是儘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龍之子毛承祿派去安撫。

但是為時已晚。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發動武裝叛亂，幾乎所向披靡，釀成山東大亂。它以一種諷刺意味向人們表明，毛文龍的軍隊，並非袁崇煥所說的那樣只會冒餉不會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極，日後成為南下征戰中一支相當有殺傷力的部隊。當然，孔、耿的叛變責由自負，但是袁崇煥處死毛文龍，起到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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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龍之死（6）

幾百年以後，歷史學家談起袁崇煥殺毛文龍這樁公案，意見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輩學者李光燾在1940年代撰寫的長篇論文《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龍史蹟，為後人研究這一段歷史撲朔迷離的史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他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把毛文龍在東江（皮島）的作用全盤否定，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死有餘辜。這種毫無迴旋餘地的過於偏激的結論，與他的論文風格顯得格格不入，令人費解。

無獨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煥的專家閻崇年，在《袁崇煥“斬帥”辨》中，從推崇袁崇煥為“民族英雄”的立場出發，為他處死毛文龍百般辯護，極力證明他殺毛文龍“一無錯處”。用心頗為良苦，可惜過於感情用事，難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個說毛文龍“一無是處”，一個說袁崇煥殺毛文龍“一無錯處”，何其相似乃爾！

1990年，尹韻公《袁崇煥誅毛文龍考》，對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遼東封疆大吏王在晉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袁崇煥殺毛文龍，實際上是幫助後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殺毛文龍，後金“必不敢長驅而入犯”。我以為，尹韻公的觀點，更加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德國近代歷史學家蘭克說，歷史敘述應當是客觀的、冷靜的、無色彩的。這是我們的準繩，也就是說，應該不帶任何偏見地恢復歷史的真相。我無意為毛文龍翻案，只不過想把毛文龍之死的真相告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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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與袁崇煥的悲劇（1）

己巳之變

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軍隊大舉南下解除了後顧之憂，他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敵軍越過長城、圍困北京的己巳之變（按：崇禎二年是己巳年）。

崇禎初年，北方邊防形勢頗為吃緊，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