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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付遼東的後金，又要對付漠南的蒙古。因為這個緣故，朱由檢在任命袁崇煥為薊遼督師的同時，根據袁崇煥的推薦，任命三朝###王象乾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師宣府、大同一線，抵禦漠南蒙古。並且要求他們二人共同協調邊防大計。

王、袁二督師面議的結果，不謀而合，主張是一致的，那就是“撫西以拒東”，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所謂“撫西以拒東”，意思是，在西面用招撫的手段對付蒙古，集中力量抗拒東面的後金。可惜的是，這一方略並未奏效。因為皇太極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極力拉攏，又是聯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賞，力圖獲得同盟軍，為他的南下尋找突破口。事實上，跡象已經十分明顯，漠南蒙古勾結後金，為後金提供通道，成為不可忽視的隱患。

遼東明軍內部同室操戈，袁崇煥殺毛文龍，為皇太極發兵南下提供了一個極佳時機。

崇禎二年（1629）十月下旬，皇太極率領後金與蒙古軍隊約十萬之眾，避開袁崇煥在寧遠、錦州的堅固防線，繞道遼西，經過蒙古哈喇慎部，進攻明朝邊防的薄弱環節——薊門。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長城關隘：大安口、龍井關、馬蘭峪，乘虛而入，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有效的阻擊，就兵臨長城南面的軍事重鎮——遵化城下。

遵化縣城距離北京不過二三百里，滿蒙鐵騎不日即可威脅北京。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佈戒嚴。

袁崇煥身負薊遼督師的重任，薊州鎮以及順天府，都在他的轄區範圍之內，敵軍兵臨遵化城下，他當然是責無旁貸的。於是，他立即派遣總兵趙率教前往救援。趙率教原任薊鎮總兵，現已改任山海關總兵，是一員悍將，又熟悉薊鎮一帶情況，由他救援遵化，是最恰當的人選。他接到命令後，三晝夜趕到三屯營（薊州鎮駐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和滿蒙騎兵展開激戰，被流矢射中而陣亡，全軍覆沒。第二天，遵化縣城起火，守軍崩潰，巡撫自縊，副總兵潛逃，總兵與妻子上吊自殺。

這顯然是袁崇煥沒有料到的，十一月初五日，他親自率領部隊增援，並且把部署情況報告朝廷：由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教守山海關，參將楊春守永平，遊擊滿庫守遷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參將鄒宗武守豐潤，遊擊蔡裕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威保護帝王陵寢，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保定總兵曹鳴雷、遼東總兵祖大壽守薊州。袁崇煥自己居中排程。

十一月初十日，剛進入內閣的大學士成基命鑑於形勢嚴峻，向皇帝推薦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督理兵馬錢糧，駐紮通州，確保京師安全。朱由檢召見孫承宗，磋商京師防務大計。孫承宗是老資格的軍事家，認為袁崇煥過於收縮於京師外圍，是消極防守，他主張佈防於薊州、順義、三河一線，而不贊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線。因為三河位於薊州與通州之間，守住三河，就可以挫敗敵軍進犯通州逼近北京的企圖；也可以防止敵軍南下香河、武清，包抄北京的南翼。

這是孫承宗比袁崇煥高明之處。袁崇煥此次增援北京，採取跟蹤而不是阻擊的戰術，是一大錯誤。他發現敵軍已越過薊州向北京進發，居然指揮部隊在後面跟躡，於是乎，敵兵連續攻陷北京東面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這不能不說是一招臭棋。十一月十五日，他趕到河西務，向將領們佈置前往北京的行軍方案，遭到將領們的反對。副總兵周文鬱說，應該迎擊敵軍，不應該退守北京。而且按照慣例，邊防軍沒有得到聖旨斷斷不可屯駐北京城下。袁崇煥固執己見，聲稱：為了救君父之急，雖死無憾。

這一決策，鑄成大錯。本來應該把來犯之敵阻擋在薊州至通州一線，展開決戰，確保京都的安全。他居然捨棄這個上策，先是跟躡敵軍，後又退守京都，在旁觀者看來，這無異於縱敵深入，把戰火引到京城之下。果然，袁崇煥的這種消極戰術，引起住在京郊的達官貴人的極大不滿，他們紛紛向朝廷揭發：袁崇煥名為入援，卻聽任敵軍劫掠焚燒，而不敢稍有抗擊，導致城外達官貴人的園林別墅被敵軍蹂躪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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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與袁崇煥的悲劇（2）

這種對袁崇煥極為不利的輿論，被皇太極所利用，巧施離間計，散佈謠言說，他們與袁崇煥有密約在先，他故意引後金軍隊深入。此舉激起京城內外民眾的公憤。

袁崇煥在前往京城的途中，獲悉這種輿論，上疏向皇帝引咎自責。皇帝倒頗為體諒，下旨安慰：卿駐防關外，兵力已經十分拮据，能夠統兵前來，實屬不易，希望一心一意排程，務收全勝，不必引咎